二十一、三種文字碑

鄭和原為回民，後來入佛門，又虔誠祭拜媽祖，但他仍未忘其為穆斯林。由此可見他對宗教的看法，不是西方式或回教式的排他，而是非常的中國。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二千零五年七月號為鄭和所做的特別報導裡，作者福蘭克·威威安諾（Frank Viviano）也強調這一點。
鄭和在下西洋時，在異域打過三次仗，第一次是殲滅海盜陳祖義，另一次是協助蘇門達臘平息內亂，第三次是在錫蘭，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錫蘭當時陷入宗教戰爭，南方僧伽羅佛教徒（Sinhalese Buddhist）和北方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Hindus Tamils）互相攻擊。
永樂六年九月，鄭和晤見主政的僧伽羅佛教徒，國王亞烈苦奈兒（Alagakkonara）佯服，但「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眾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這次戰爭，是中國軍隊首次在海外的大規模作戰，戰況很激烈。明嘉靖年間，嚴從簡所著「殊域周咨錄」一書有較為生動描述：「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為界。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為錫蘭，因名。前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奈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款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眾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九年，歸獻闕下。」諸臣以亞烈苦奈兒不恭而請誅，生性殘忍的朱棣，卻以「蠻夷禽獸耳，不足誅」為理由赦之，並讓鄭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時送其回國，僅另立國王。此舉益導致西洋各國對明廷之歸心與朝貢。可見成祖雖得位不正，又嗜殺，但仍被史家歸為英主，是有道理的。
從某一個角度看，明廷的這一場勝仗，發揮了「國際警察」的作用，威攝彼此爭鬥的回教徒與印度教徒，讓斯里蘭卡平靜了五十五年。
宣德後，明朝罷寶船，斯里蘭卡又陷入戰亂紛爭，直到今日仍然。
一九一一年，英國工程師托馬林（H. F. Tomalin），無意中在斯里蘭卡南方港都加勒看到一塊長方形的石板，蓋在一個管道口上，他揀起來，翻過來一看，發現上面居然刻有中文、泰米爾文與波斯文。托馬林大為驚奇，立刻請專家鑑定，證實這是鄭和當年在頓德拉峽（Dondra Head）所立的石碑，上面分別用三種語文刻著三段文字，分別獻給佛陀、濕婆和阿拉。西方歷史學家稱它為「頓德拉碑」，我國歷史學家稱它為「鄭和佈施碑」或「三種文字碑」（下圖）。
石碑的發現，十分轟動，因為碑文上明確刻著「永樂七年二月」（一四零九年），說明鄭和不僅在永樂六年確實到過錫蘭山，而且在戰後還立了一塊碑。可見鄭和雖用武威，但還有更多的包容與尊重。斯里蘭卡之所以能平靜逾半世紀，並非打場勝仗就行的。論者多以為鄭和下西洋的「和平」，是「武力威脅下的和平」，其實並不僅此，還有「德」的力量在裡面。這種方式，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中國式的。「鄭和佈施碑」是最好的體現。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威威安諾十分感性的寫道，「在鄭和訪問錫蘭時，亞洲的其他很多地方，還在進行宗教戰爭，有時候整個城市的居民，被不同信仰的人們，以佛陀、濕婆或阿拉的名義屠殺。而歐洲正進入對異教徒審判的時代，數以千計的回教徒與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在鄭和所處的那個世紀，世界充滿了宗教的狂熱。他所立的頓德拉石碑，不僅遙遙領先了那個時代，而那三種文字銘刻的碑文，所表達的寬容，更也領先我們現在的這個狂熱時代。」這碑現由科倫坡的斯里蘭卡國立博物館保存。
今年七月十日，斯里蘭卡著名歷史學家、倫敦大學博士洛娜·德瓦拉賈（Lorna Dewaraja），在接受大陸新華社記者訪問時，就說：「身為穆斯林的鄭和，卻能在一塊碑上以三種宗教為對象，表示同樣的禮敬與尊重，一方面反映了鄭和以及明朝統治者對各國人民的尊重和宗教上的寬容性；另一方面則反映出鄭和一行希望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不至於受到宗教對立的影響。...也表明中國當時具有極為寬廣的胸懷和世界性的眼光。」看到上面的那些文字，再對照「天妃宮」的二碑，思及台灣目前政治亂象，實令人萬千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