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華裔初探 -- 淺談「閩人三十六姓」

明朝時，浡泥與琉球是對中國最親近的兩個藩國，前者是受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後者則導因於明太祖朱元璋曾遷「閩人三十六姓」至琉球。
「閩人三十六姓」是中國第一批官方有計劃的海外移民，不僅在中琉關係中扮演極重要角色，還對琉球的歷史、文化有關鍵性的影響，至今，不僅琉球許多望族，即為他們的後裔，還保留了不少閩南習俗，最普遍的，就是丁字路口有「石敢當」，以避沖煞。
中琉關係由明朝開始。『明史』外國傳琉球篇第一句就說：「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遣官招諭之，不能達。」雖然早在隋朝大業中，羽騎尉朱寬就到過「流求」，並因「語言不通，掠一人以歸」，又有「武賁良將陳稜，率兵自義安（即潮州）泛海至其都，擄男女五千人還」，但此「流求」非彼琉球，而是台灣。馮承鈞在校注宋朝趙汝适的「諸藩志」時就說：「隨書名流求。……明以前之流求概指台灣，業經Hervey St.Denis考出，晚至明代，始以稱今之琉球。」明朝黃省曾雖在「西洋朝貢典錄」中提出質疑，「魏徵言琉球無馬，及洪武間，屢多貢良馬。高皇帝遣使賜之符印，就令購馬，乃知前史多不足信也」，但他並未查究兩者之別。
在明太祖時代，琉球已按地勢分為三國，最強的是中山國，另兩個是山南國與山北國，他們的國王均姓「尚」。後來中山國吞併山南、山北，合為一國，史稱第二尚氏王朝。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廷派行人楊載使琉球，將朱元璋即位建元之事，詔告琉球。楊載未辱使命，順利到達中山國，見到其王尚察度。尚察度對楊載表示歡迎，也願意受冊封。從此在兩廂情願的情況下，開展了中琉之間長達五百多年的宗藩關係。
明廷也表現出高度的誠意，乃有遣「閩人三十六姓」之舉，協助琉球開化。以現代用語說，就是派駐琉球一支技術援助團。那時由中國到琉球非常不易，一經外派，形同移民，所以遣送琉球之人，要有落地生根的打算。
明初有「徒民之令」。清朝史家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說：「明祖又嘗徒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徒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因此朱元璋徒閩人三十六姓至琉球，以協助琉球來中國朝貢，並不令人意外。
遣「閩人三十六姓」發生的時間，『明會要』外藩「琉球篇」說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周煌『琉球國志略』及蔡溫的琉球史『中山世譜』均採此說。但『明史』卻說是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遣使來貢，……其冬復來。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嘉其修職勤，賜閩中舟工三十六戶，以便貢使往來。」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國」也說：「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亦來謝恩，上賜王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戶，以使貢使、行人來往。」
除了時間上有差異外，『明會要』稱「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明史』則稱「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姓」與「戶」是不同的。
所謂「閩人」則是籠統說法，到底是福建何處人氏？按照茅元儀『武備志』所載：「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選派他們的原因，則是「多諳水道，操舟善鬥，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請注意「善鬥」二字。現今之「空手道」起源於琉球，在1929年之前，琉球的武術並無流派名稱，僅用地方名，例如「琉球手」、「那霸手」、「首里手」等等，這些武術是由中國傳入，所以無論何處之拳術，都通稱「唐手」。為何由中國傳入？這就與閩人「善鬥」有關了。由此一端，可見閩人三十六姓對琉球影響之深遠。
當他們到達琉球後，甚受禮遇，中山王「即令三十六姓擇土以居」，他們乃在那霸港附近的久米村築土牆以居。此地原來無名，因閩人來住，而有此名，所以又喚做「唐營」、「唐榮」，亦稱「營中」。此地風光山清水秀，與閩江下游彷彿。
現在的久米村，為那霸市久米區，位於市西，距海不遠，離那霸機場約十餘分鐘車程。區內福州園，有孔子廟（下圖）、天妃廟與天尊廟，前者祭媽祖，後者拜關公。久米孔廟是日本著名的祭孔之處，供奉的孔子像，是台北市於1975年所贈。 三十六姓後人所組「久米崇聖會」，曾編列「久米村姓氏一覽表」，如下：

• 元祖：蔡崇，出身：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人，渡來年：洪武25年，大宗家：儀間，家名：神山・上原・志多伯・具志・武嶋・安次嶺・宮城・小渡・天願・宇栄原・大田・仲井間。
• 元祖：林喜，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縣，渡來年：洪武永樂年間，大宗家：名嘉山。
• 元祖：金瑛，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閩縣，渡來年：洪武25年（1392），大宗家：具志堅，家名：多嘉良•渡久知•阿波連•目取真•松長•松永•安次嶺•豊裏•與座。
• 元祖：鄭義才，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渡來年：洪武25年（1392），大宗家： 湖城，家名：池宮城•村田•志堅原•上原•渡久村•登川•宮城•屋宜•宜保•屋富祖•仲嶺•古波蔵•糸數•與那覇•宇地原•城田•伊禮•屋部•八木•池宮。
• 元祖：梁崇，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渡來年：永樂年間，大宗家：龜島，家名：古謝•安仁屋•饒波•崎山•上江洲•國吉•當間•瀨名波•吉浜。
• 元祖：紅英，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閩縣，渡來年：洪武永樂年間，大宗家：和宇慶，家名：東恩納。
• 元祖：陳康，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閩縣，渡來年：永樂年間，大宗家：仲本，家名：宮裏。
• 元祖：阮國，出身地：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渡來年：萬歷35年（1607），大宗家：神村，家名：許田•與古田•真榮城•吉元•真榮田•宜保•我謝•小渡•我喜屋•真玉橋•山田。
• 元祖：毛國鼎，出身地：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渡來年：萬歷35年（1607），大宗家： 與世山，家名：仲嶺•安富祖•田裏•普久嶺•南風原•許田•喜友名•奧間•喜瀨•與儀•垣花•吉川•桑江•伊佐•安仁屋•阿嘉嶺•喜久山•宇久村•奧村•安富。
• 元祖：鄭肇祚，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渡來年：嘉靖年間，大宗家：與座 ，家名：真榮裏•高志保•伊差川•高良•屋部•外間。
• 元祖：蔡宗貴，出身地：福建省福州府，渡來年：嘉靖年間，大宗家：平川。
• 元祖：王立思，出身地：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渡來年：萬歷19年（1591），大宗家：國場，家名：知名•大田•上運天•小渡•新崎•仲宗根•名嘉真•久高•山田•伊計•（上双＋下牛）宮城。
• 元祖：阮明，出身地：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渡來年：萬歷19年（1591），大宗家：浜比嘉 。
• 元祖：陳華，出身地：福建省漳州府，渡來年：萬歷45年（1617），大宗家：幸喜，家名：賀數•真榮平。
• 元祖：楊明州，出身地：浙江省台州府，渡來年：順治5年（1648），大宗家：古堅，家名：名嘉地•村山•山口•平田。
• 元祖：林世重，琉球，萬歷3年（1575），大宗家：上原。
• 元祖：蔡塵，琉球，萬歷38年（1610），大宗家：伊計，家名：宇良•湖城。
• 元祖：梁守德，出身地：琉球，渡來年：萬歷年間，大宗家：富山，家名：我喜屋•又吉•兼コ段•阿嘉•安慶名•外間•源河。
• 元祖：周文鬱，出身地：琉球，渡來年：崇禎年間，大宗家：阿嘉嶺。
• 元祖：孫良秀，出身地：琉球，渡來年：順治2年（1645），大宗家：安座間，家名：大嶺•石橋。
• 元祖：曾志美，出身地：琉球，渡來年：順治13年（1656），大宗家：仲宗根。
• 元祖：程泰祚，出身地：琉球，渡來年：順治13年（1656），大宗家：名護。
• 元祖：魏瑞麟，出身地：琉球，渡來年：康熙8年（1669），大宗家：高嶺，家名：慶佐次•大灣•多嘉嶺•楚南•志喜屋•喜瀨。
• 元祖：林胤芾，出身地：琉球，渡來年：康熙9年（1670），大宗家：平安座 ，家名：神山•真榮田•新垣•渡久地•松本。
• 元祖：李榮生，出身地：琉球，渡來年：康熙初年，大宗家：久裏。
  
  「元祖」即第一代移民，「大宗家」即本支堂名，「家名」即其後人琉球姓氏。名單依照「度來年」分析，可歸納出播遷至琉球，至今仍可考之姓氏如下：

1. 洪武年間三姓：蔡崇、金瑛、鄭義才。
2. 洪武、永樂年間二姓：林喜、紅英。
3. 永樂年間二姓：梁崇、陳康。
4. 嘉靖年間二姓：鄭肇祚、蔡宗貴。
5. 萬曆年間八姓：阮國、毛國鼎、王立思、阮明、陳華、林世重、蔡塵、梁守德。
6. 崇禎年間一姓：周文鬱。
7. 順治年間四姓：楊明州、孫良秀、曾志美、程泰柞。
8. 康熙年間三姓：魏瑞麟、林胤芾、李榮生。

琉球著名劇作家龜島靖有歴史小説『三十六の鷹–閩人（ぴんじん）渡來記』一書，「第一話」中亦有姓氏列表，大同小異。
由「久米村姓氏一覽表」之「渡來年」看，洪武時原遷入者，於今僅剩三姓，根據琉球氏譜及明世宗、憲宗『實錄』，可知奉敕移民琉球之人，雖迫於皇命徒遷琉球，但未必習於海外生活，而他們遠在海外，為皇命所不及，又富航海技術，自可私下駕舟返閩，或逐利而貿遷各地。龜島靖『三十六の鷹』所說之「鷹」，即指閩人如候鳥一般，逐候風而飄移。於是，乃有「或老而返國，或留而無嗣」，「先因進貢潛居內地，不還本國」（明廷已將他們視為琉球人），亦有「海行險惡，不知所終」等等情形出現。
程複的情形，又是另一種例子。「久米村姓氏一覽表」列程氏「元祖」為泰祚，曾監督修建久米孔子廟；其實程氏先祖程複早於洪武年代就東渡琉球，並為琉球貢使，兩度至中國。八十一歲榮升國相後告老，奉准返回福建。清順治時，其後裔程泰祚再赴琉球。泰祚之子程順則，更為琉球著名的大教育家，創建「明倫堂」，就是琉球的國子監，為琉球推廣儒學的第一人。於今久米孔廟內猶有「程順則碑」（下圖）。
程順則出生於琉球尚質王十六年（康熙二年，1663年），字寵文，號念庵行一，琉球名為「名護寵文」，卒於尚敬王二十一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碑中稱他「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親方」是指琉球從二品以上所戴的紫冠，從而泛指為官職。
為補閩人空缺，永樂、嘉靖、萬曆年間，朝廷均陸續移閩人至琉球。譬如：蔡璟，「永樂中撥往琉球充梢水，而產籍在閩」；陳氏，「先閩人也，蓋永樂年間遷中山同三十六姓唐榮，以備出使之選」；王立思，「原是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也，萬曆十九年奉聖旨始遷中山，以補三十六姓」等等。
再從清人使琉球錄中，亦可略窺其後嗣之繁衍。如乾隆時周煌稱：「今所存者七姓，然毛、阮二姓又萬曆間再賜者，實僅金、梁、鄭、林、蔡五家。」再證之清嘉慶五年（1800年）冊封琉球副使李鼎元紀錄：「久米村梁、蔡、鄭、毛、曾、陳、阮、金等姓，乃三十六姓後裔」又有差異。
此錄應為周煌出使後約四十五年之實地觀察所得，兩錄對比，則後者少一林姓，多曾、陳二姓。顯示這半世紀間又有變化。
事實上赴琉球之閩人，除官方所遣外，亦多私下渡海，或因風暴漂流至琉球而定居者。前者如漳州人林元，後者如龍溪人陳華。另外，嘉靖時閩海走私甚熾，如漳州人陳貴，屢率二十六艘大小海舶，干禁貿易琉球。由走私而滯留之非法移民，其人數及姓氏，當時就需守密，以躲官緝，如今更無從了解。
至於遷居琉球之華人，並非均為閩人，譬如籍隸浙江臺州的楊明州，於明崇禎二年（1629年）與同鄉張五官乘海舟赴寧波，遭遇颱風，漂流二十八日後到達琉球八重山。楊明州因船毀無可歸，乃落戶琉球，娶妻成家，生兩子一女，但日後也並稱為閩人三十六姓之中。
僑居琉球的華人，原先承襲漢姓，亦有隨俗改琉球姓氏，後來則因與當地人通婚，又因環境變遷，為適應生存均改姓，但族譜未變。
所謂環境變遷，一是發生在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德川家康派鹿兒島薩摩藩島津家九入侵，俘虜琉球王尚寧，監管琉球四十餘年，二是發生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宣佈琉球為日本「內藩」，又在1878年廢藩改置沖繩縣。
以楊明州為例。楊姓一家後改為古堅、山口、村山、仲地、平田等多個日本姓氏，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所修「楊氏宗譜」中記載，楊明州長子春枝，被追尊為「大宗家」古堅之宗祖，次子春榮則被追尊為其下山口家的宗祖，而知名的日本歌星山口百惠，就是楊明州、楊春榮的後裔。
「久米三十六姓」曾名人輩出，對琉球貢獻甚大，除前述之程順則外，另一人為蔡崇後人的名相蔡溫，字文若，號魯齊，琉球姓名「具志頭文若」；「具志頭」也是蔡家領地的名稱。
他出生於琉球尚貞王二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於尚穆王十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尚益、尚敬二朝都做過官，最後昇至「三司官」，任內對琉球貢獻極大，迄今久米尚有蔡溫碑（左圖）。「三司官」是琉球最高行政長官，有點像明朝的「三公」，由三人組成，過去都是王親，但閩人三十六姓的後裔卻有兩人擔任過，另一位是因抗拒薩摩藩入侵而被殺的鄭迥，琉球名為「謝名利山」。
蔡溫當政時，琉球受薩摩藩兵燹掠奪之災，雖已歷百年，但仍遍地殘破，民不聊生，他頒佈「農務帳」，興修水利，改造羽地大川，提振農業，創造了小康局面。蔡溫不僅是政治家，還是學者，1725年，尚敬王命蔡溫對他父親蔡澤撰寫的『中山世譜』進行修訂，成為一部完整的琉球史。
「閩人三十六姓」是中國第一批的官方移民，也是對當地極有貢獻的典型海外華人。他們的故事，值得後人探討。 （完）

鄭和與海洋文化

記「國立歷史博物館」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的特展

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自九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三日，有「鄭和與海洋文化－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特展」活動，頗值一看。
一進門，就很震撼。當門就是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的鄭和塑像複製品，頗引人注目。這批塑像是一九九二年於福建長樂顯應宮前殿左側出土，經仔細整理後，還殘存七尊。
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前，曾在長樂南山立「天妃靈應之記碑」，署名者計十一人，他們是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真、王衡。所以，長樂顯應宮所塑「巡海大臣」群像，也原應為十一尊，其中九尊是太監，二尊是軍官。但顯應宮在清末時曾遭風沙埋沒，塑像也受損，故現存僅七尊。居中而坐，身材魁偉，衣飾有花紋者，應是鄭和（圖右）。
雖然這七尊塑像是複製品，但仍讓人發思古之情。再配合像後巨大的船隻模型，觀眾彷彿融入歷史。「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回隔於煙霧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覆通衢」；耳邊頓時響起滂湃的怒濤，胸中頓時湧起無限的豪邁。這就充分達到展覽的目的，也表現出主其事者的用心與細心。
長樂也因鄭和大艦隊於此候季風，而成為繁榮的市鎮。由於大艦隊的成員多達二萬八千人，僅是採買海行日用所需，就是極大的數量，所以長樂的十羊街可在一夕間變成繁華市集，乃有「十羊成市」之說（圖上），而鄭和在駐紮長樂期間也多有遺跡，譬如天妃靈應之記碑、鄭和鐘，以及泉州東郊靈山的行香碑，此次均有展出（圖下，依序由右而左）。
由於今年的七月十一日是鄭和首次下西洋的六百週年紀念日，無論大陸還是台灣，都有展覽，其中最具規模的，可說是在北京天安門西側國家博物館展出的「雲帆萬里照重洋」，主辦單位使用了國家博物館一樓的半個展館，分為「京滇秘蹤」、「朗朗乾坤」、「牽星過洋」、「海外流芳」四部分。由於展出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南京出土的大舵桿，以及許多相關文物的實物，而非複製品，所以內容紮實，很吸引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比四十鄭和一號寶船模型，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古船研究中心製作。他們所採的尺度，是明史所載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的龐然巨物。雖然這個尺度，自一九四七年管勁承在「東方雜誌」提出質疑後，就一直成為爭論焦點，但無礙於鄭和的壯舉。
史博館的展出，雖然除了貿易磁外，缺乏文物實物，而多係複製品，但在內容設計與豐富性方面，並不比北京的遜色。尤其值得肯定的，就是他們一方面展出了採用明史尺度的九桅十二帆大寶船模型，同時在船史解說中，又點出寶船尺度的爭議性，而說明鄭和寶船有可能是二千料或六千料規模。
展覽是一種科普教育，如果把具爭議性的問題，只向一方傾斜，那就會讓初學者產生先入為主的錯覺。譬如台中科博館「六百年前的海上交響曲」特展，就明顯認定明史鄭和寶船尺度，是誤採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資料。固然明史有可能犯這個錯，但並無任何能讓人信服的證據，指出明史是錯誤的。所以，一個以教育社會大眾為目標的展覽，這樣的做法，似乎並不妥。
史博館的展出分為三個主題：鄭和下西洋史跡、海上絲路、古代航海科技。由於展品來源包括大陸福建省考古博物館學會、福建省博物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長樂鄭和紀念館、泉州天后宮、連江縣博物館，這些單位，均是研究我國古船，宋、元、明、清時代閩省對外貿，以及媽祖信仰的權威，所以內容非常豐富，具可看性。
譬如寶船主模型，就由長樂鄭和紀念館提供，長度為一百四十六公分，寬五十八公分，高九十公分，製作頗精美（圖左）。另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也製作了一艘較小的寶船模型，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帆，是九桅二十一帆，三主桅之主帆，除頂帆外，其餘六帆（每桅二帆，分置頂帆之下），皆一分為二，使每主桅有五帆。
另外，還展出鄭和大艦隊中的六櫓船（長34公尺，寬13公尺）、二八櫓船（長34公尺，寬13公尺）、大八櫓船（長42公尺，寬16公尺）、水船（長42公尺，寬16公尺）、戰船（長50.9公尺〔18丈〕），寬19.2公尺〔6.8丈〕，吃水4公尺，排水量1,703噸，載重850噸）、座船（長67.9公尺〔24丈〕，寬26.6公尺〔9.4丈〕，吃水5公尺，排水量4,033噸，載重2,000噸）、糧船（長79.2公尺〔28丈〕，寬34公尺〔12丈〕，吃水6公尺，排水量7,084噸，載重3,500噸）、馬船（長104.7公尺〔37丈〕，寬42.4公尺〔15丈〕，吃水7.6公尺，排水量14,586噸，載重7,000噸）等船隻模型（圖下，上排由左而右，分別為六櫓、二八櫓船、大八櫓船、水船，下排由左而右，分別為馬船、座船、糧船、戰船）。最有趣的是，那時也有救生圈，不過是用葫蘆做的，把三五個大葫蘆串在一起，圍在腰上，就可讓一個人在海面漂浮待救援。這種救生衣稱為「腰舟」。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圖，史博館展出了兩種，一是收入茅元儀『武備志』中的手卷仿古本，另一是由大陸海軍司令部航海保證部出版的『古今對照鄭和航海圖』。牆上還有詳細的解說，引用英國學者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的話說：「密爾斯（Mills）與布來格（Blagdon）曾做過仔細研究，他們對馬來半島的海岸線非常熟悉，對航海圖的精確性評價甚高。」
至於導航技術，則展出了各式的羅盤、指南針，還有「過洋牽星」用的「牽星板」。這種牽星板共有大小不等的十二塊，每塊四邊均有刻度，以方便測量恆星與海面的高度指數。
王景弘半身像的展出，顯示主辦單位並未遺忘鄭和重要的團隊成員。大家都知道鄭和，卻一般對王景弘比較陌生，而看過羅懋登「西洋記」小說的人，卻會把王景弘當作處處與鄭和作對的反面人物。其實王景弘對鄭和輔佐極大。鄭和是船隊的指揮，王景弘則是船隊的技術總管。當鄭和在錫蘭遇襲，如果沒有王景弘的後方支援，深陷敵營的鄭和，很難全身而退，遑論打勝仗，捕獲亞烈苦奈兒。
當鄭和在第七次遠航歸來途中，不幸病故於印度古里，王景弘獨自率領大艦隊安返南京。有這份成績，所以宣德九年（1434年），蘇門答臘使者死於中國，宣宗又令他率艦隊去了一趟蘇門答臘，可說他一共下西洋了八次。
身為閩南漳州府人的王景弘，在台灣和南洋都留下不少事蹟，如『台灣志略』曾記他為番人醫病，『鳳山縣志』則說他在岡山教鄉民種薑，嘉惠一方。而在古稱浡泥的汶萊摩拉縣桃花村，還有一條「王景弘總兵路」，是鄭和與王景弘第一次下西洋到達的地方。
此次展覽，最特殊的部份，是來自比利時的有百年歷史的中國帆船模型。
一九零四年，美國路意斯安娜州為紀念建州一百週年，舉辦了為時七個月的萬國博覽會，有四十三個國家的藝品與工業製品在十二個展館展出，中國也首次以官方身分參展，展出的是中國傳統船艦模型，計一百二十五件。次年，清廷與比利時達成協議，由比國出資，將這批展畢的模型轉運至比利時列日（Liege）市，繼續參加列日所辦的歐洲萬國博。一九二五年，比利時把這批模型收藏至國家海洋博物館，直至今日。史博館此次是透過駐外單位，將部份珍貴的中國船艦模型借來展出。較為遺憾的，是比利時中國帆船模型展品，除總說明道其來歷外，對個別展品並無解說。希望主辦單位能在十一月五日於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舉辦續展時，能聘請船史專家製作說明，以方便觀眾。

明嘉靖陳侃使琉球紀略注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卷之四「琉球國」，記載世宗嘉靖五年，其國王尚真去世，世子清於嘉靖十一年五月，上表告喪並請封，朝廷獲悉，乃命給事中陳侃及行人高澄出使琉球弔祭，並冊封清為琉球國王。明史外國傳琉球篇則記載較詳細：「（嘉靖）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來貢，因報訃使者還至海溺死，九年遣使來貢并請封，命福建守臣堪報。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乃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持節往封。」陳侃等受命後隨即南下福州督工造船，又過了兩年，於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造完。
琉球國先派長史蔡廷美過海迎接，又讓通事林盛帶來三十名水手駕船。陳侃等一行於五月初八日開洋，二十五日到達琉球，停留到九月二十日啟程回國，至二十八日返抵福建定海所，歷時四個月又二十日。
陳侃此行，寫了一部「使事紀略」，對於所乘之船、航途之險、天妃之靈、異域之奇，均有詳細記載，不僅有助於中硫交通史之研究，對探討明朝後期之航海，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另一值得重視的，陳侃所記航行途經之島嶼，如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釣魚台島）、黃花嶼（黃尾嶼）、赤嶼（赤尾嶼）等，均非在琉球境內，對於如今釣魚台島主權爭議，似不利於日本。
筆者謹將『殊域周咨錄』所收陳侃『使事紀略』全文列於下，並用灰字加注一些個人意見，尚請方家校正。

陳侃『使事紀略』如下：

嘉靖戊子，琉球世子尚清表請襲封，事下禮部，移文長史司覈實，申部上請，差二使往封如故事。（按：正統七年，明廷命給事中余忭、行人劉遜使琉球，封尚忠為琉球王。爾後冊封琉球事，以給事中為正使、行人為副使，遂成定制。）癸已五月，至福州造舶艦如式，以鐵黎木為柁幹。閩人不諳海道，方切憂之，忽報琉球國使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予等。（按：蔡廷美應為華裔。洪武時，因琉球「縛竹為筏，不駕舟楫」，乃遷「素通番舶」的閩人三十六姓至琉球，教其航海之技。這三十六姓，定居於琉球久米村，後來或散失，或歸國，或留而無嗣，其間雖迭有遞補者，非官方之移民亦漸多，但至清乾隆年間，原封之戶，僅剩五姓，蔡氏為其中之大者。尚敬王時代，琉球因日本鹿兒島薩摩藩入侵而凋蔽，多賴一代賢相蔡溫，方能恢復繁榮。 久米村位於如今距離那霸國際機場十餘分鐘路程的地方，有一個孔子廟，還有天妃廟與天尊廟，前者祭媽祖，後者拜關公，另外尚為蔡溫，與琉球大教育家程順則立碑。蔡、程二人，均出身久米村。右圖為久米孔子廟地圖與內部配置圖。）
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意。」又道：「世子慮閩人不善操舟，特遣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充其役。」看針者，舶中司指南針者也。予等善其來，得詢其詳。（按：由明洪武至正德這一百五十三年間，曾遣使二十三次自福州開洋赴琉球祭悼、宣詔或賞賜，其中以洪熙元年所派弔唁琉球國王之使節團規模最大，有正使柴山、副使阮鼎，給事中、行人等多人為團員。柴山可說是當時的「琉球通」，因為他後來又在宣德二年、五年、八年，都擔任正使去琉球，可見明朝廷在宣宗前，與琉球交往之密切，也說明閩人對駛往琉球之海程並不陌生，同時明手抄本『順風相送』更明載福州梅花駛向琉球針路：「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但陳侃卻憂慮「閩人不諳海道」。是否陳侃昧於海事？抑或明因長期禁海，至嘉靖時，已乏通曉赴琉球航道之人，端賴「久米三十六姓」之後裔過海來迎接？然萬曆丙子（1576），給事中蕭崇業出使琉球，也詳細記載了從福建長樂梅花所去琉球的針路：「梅花頭，正南風東沙山，用單辰針六更船。又用辰巽針二更船，小琉球頭。乙卯針四更船彭加山。單卯針十一更船取釣魚嶼。又用乙卯針四更船取黃尾嶼。又用單卯針五更船取赤嶼，用單卯針伍更船取枯木山。又乙卯針六更船取馬齒山。直到琉球（那霸港），大吉。」蕭崇業較陳侃晚四十二年，猶知海道，可證陳侃不解海事。）
初洪武、永樂間使海外諸國者二使，預於瀕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中有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各藏一空柩，柩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繫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之惡，知不免，仰臥柩中。以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其物，舁柩置於山島，俟後使者過載以歸。予二人被命，與閩藩三司計一舟所費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二使各一舟，則不惟倍官費，抑亦非所謂同舟共濟者也。至於藏空柩與上繫銀牌，則近來使者無此事，縱有之，亦無益也，令有司不設備。（李昭祥著『龍江船廠志』載，一艘長八丈九尺五寸的四百料戰座船，造船工資僅約為七十五兩銀，再加上料金，總約二百兩許，冊封舟比四百料戰座船約大四倍，又特別講究堅固華麗，如圖，一舟所費竟達二千五百兩有奇，其中偷盜工料事難免。）
甲午三月，舶艦工畢。舶之制與江河間所謂坐船者不同。坐船上下適均，八窗玲瓏，明爽開豁，其若浮屋然，坐其中者，不覺其為舟也，且出入甚便。此則艙口與艦面平，高不過二尺，深至艦底，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啟小牖，亦如穴隙。蓋以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實可以濟險。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按：明代福建尺，一丈長度為二點八三公尺，船長約四十二點五公尺，船闊約七點四公尺，船深約三點八公尺。該船長闊比為5.7：1）。前後豎五桅（按：宋應星『天工開物』載：「凡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樹。」平均船長五丈即有一桅，可推知陳侃所乘之船，必有主桅三），大者長七丈二尺（按：約合二十點四公尺），圍六尺五寸餘（按：直徑約五十八公分），以次而短。舶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敕，中供天妃。舶中之器具無不備（按：應為福船型千噸級海舶，較鄭和所用二千料海船為小。）
舵設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櫓三十六枝，遇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貓四，約重五千斤。大縴八，每縴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舶以紅布為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更多儲刀鎗弓箭之屬，佛郎機二架。
駕舟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生、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人給以銀十二兩為衣裝費。仍名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有奇。舊用四百餘人，今省十分之一。（按：鄭和的二千料寶船，行政官員有：正使、副使、少監、內監、典簿、舍人、戶部郎中，鴻臚寺序班，陰陽官、陰陽生等。軍事人員有：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總旗、小旗等。外事、貿易、醫事、庶務人員有：通事、教諭、醫官、買辦、辦事、書算手等。航海技術人員有：火長、番人火長、管帶等，以上共約50人。戰鬥人員則有勇士、力士、軍務、丁卒等，至少百名。船員、工匠有：舵工、班碇手、繚手、梢手、水手、民艄，鐵錨匠，木撚匠、搭材匠，養馬，廚役，小廝等，約250名。因此，鄭和的二千料寶船，編制官兵、船員總約四百名。）
二十六日，予等啟行，三司諸軍送至南臺。是晚宿於舟中。翼日，至長樂（按：此為洪武以來通琉球之舊航道）。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為淺所傷臭，厥載具狀，伏於階下求援。予等欲藉其為前驅，判詞下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緣海衛所禦寇之舟與之歸。適海道與分守都閫諸君繼至，海道亦以王事為急，遂從之。五月朔，予等至廣石，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連日皆風逆，至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海口，風微順，波濤亦不洶湧，舶艦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視之，四顧茫然，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釣魚嶼、黃花嶼、赤嶼（按：即今之彭佳嶼、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而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
十一日至夕，始見古米山（按：今為久米島，在那霸港西方約八十公里處），問知琉球境內，夷人鼓舞於舟，喜達家鄉。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舟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是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境。十三日風又轉北，逆不行。欲泊山麓，亂石伏於下，謹避之不敢近，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欲迸裂者，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忽斷其一，眾恐遂折，驚駭喧呶，亟以釘鉗之，聲少息。造舟時用釘少，又黏縫不密，至是海水滲入數寸，以轆轤引水而出，莫能止（按：明後期官府造船，率多偷工減料）。眾曰：「不可為矣！」齊呼天妃而號。予與高君徹夜不寢，坐以待旦。忽予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禁不能言，良久曰：「速求神救，船己壞矣。」予二人莫知所出，嘆曰：「各抱詔敕，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
是時惟舵工數人，乃漳人，漳人以海為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者，風濤中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矣。」眾亦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心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若回舟以從順。衣袽有備，尚可圖也。」一人執舵云：「不可。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夷通事從旁贊之。然眾戰慄怖畏，啼號不止。姑從眾以紆其憂。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眾心遂定。
翼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柁者曰：「今將何歸？」眾始服其先見，傍徨躑躅，無可奈何。予二人亦憂，亟令人升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旁。」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按：今日之伊平屋列島）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之東三百里，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山泊焉。
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二人。通事致詞曰：「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踴，聞風伯犯。從者迷道，世子益不自安，欲窮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二人愛其詞，受之。世子復遣夷眾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舶前。通事白于二人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眾役挽舟以行。敢告艦列左右，各分纜迤邐而牽行。」於海中亦一奇觀也。晝夜行百餘里。十九日，風甚逆，不可以人力勝，遂泊于栘山之嶴。所遣法司官夷率眾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眾因在舟久，鬱隆成疾，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泣訴于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人，益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復行。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曰：「世子刻期拱候，海中怒風驚濤，恐為從者之憂，謹遣小臣奉慰。」予二人謝之。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計發舟至此一月矣。（按：陳侃係以四月二十六日啟行計，若以五月八日「始出海口」計，僅十七日。）
是日登岸，岸上翼然有亭，榜曰迎恩。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餘員，隨龍亭而至，候于亭下。予二人捧詔敕，安于龍亭，眾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龍亭，安于中堂。眾官行禮如初。繼見予二人，亦行禮而退。予二人呼長史間曰：「世子不迎詔敕，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天朝詔敕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有違。」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酒酌于斗，進予二人，跪曰：「世子令小臣問候起居。」予二人受之飲。復獻牛羊菜果於館。初皆麾之，復見其誠懇，間亦或受。每一饋予二人，亦遍及于從者，館餼無弗均。
六月三日，報長史舟至境。又越五日，始抵國都。較之予舟，浹旬始至。詢其故，舵折帆傾，非夷眾熟于操舟，幾何而不葬魚腹也。十六日，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先迎祭品往廟陳設，後用龍亭迎諭祭文。予二人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門外，戚乎其容，儼然若憂服之中也。予二人拱而入，至廟，神主位東西向，予二人位西東向，龍亭居中南向，世子位南北向。宣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恩，進廟與予二人交拜，揖至中堂。予二人南向坐定，世子令長子致詞曰：「清處蝸角，辱玉趾遠臨，當匐匍奔迓，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慙悚。今又辱賁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爾。」予二人諾之。酒數行，皆親獻。坐少頃別去。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詞曰：「今日勞從者為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為獻，具黃金十兩為壽。」予二人卻之：「世子知道，乃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世子得書，不復再饋。 （按：余忭曾受贈，回國後被人告了一狀，結果被皇帝打屁股，明史琉球傳載：「忭等還，受其黃金、沉香、倭扇之贈，為偵事者所覺，並下吏杖而釋之」，有此先例，陳侃當然不敢受。）
七月三十日，行冊封禮。先五日，長吏請儀注習之。是日黎明，世子令陪臣候於館門之外，導引詔敕往國，國門距館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間，路險巇不平。將至國，五里外有綽禊一座，扁曰「中正」。自此以往，路皆平，可容九軌，旁壘石牆，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龍亭前，先行五拜三叩頭禮，導至國門，門曰「歡會」。門內數步，即王之官也。宮門扁曰「漏刻」，門三層，層有數級之階。正殿巍然在山之顛，扁曰「奉神」。設龍亭于正中，國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儀。禮畢，導予二人至別殿，復行見禮，眾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臣，與一國正始，群臣四拜為賀。臣之尊者親者捧觴為壽，蓋夷俗以此為敬，故君臣之間亦行之。
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蕭之樂翕然齊鳴。王奉酒，酒清而烈，來自暹邏者，醺人不須一盞。予二人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備水陸之珍，然不能自製也，皆假予艦舶庖人為之。蓋夷俗無宴享醵會之事，不知烹飪調和之法，不過假以文其陋耳。
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二人復令儀從迎詔敕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為寶。先朝詔敕藏之金匱，已八葉於茲矣。今辱賁臨，幸留此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為先人羞。」予二人令啟金匱，驗其留否。既而長史數人各捧詔敕一道而來，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二人至館，王親一人同長史來饋儀物。厲色麾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各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誠，復與一書。二十日設宴，名曰「拂塵」。蓋凡使琉球與他國不同，安南、朝鮮陸路可行，使事既畢，不過信宿遄返。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日久與王不免多會，會多則不免情褻，勢所必至。
是宴之設，籩豆尚簡，不復陳方物，但令夷童歌夷曲為夷舞，以侑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斝。將行，復親捧玉盃，乃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
二十五日，向昏，颶風暴雨，頃刻而至，茅舍皆席捲去，館屋亦撼搖。予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無存者。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維，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辦牛馬，盍少待。」風雨正惡，亦不能強。黎明往視，則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數百守于船側矣。詢之舟人，乃半夜時至。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遙，衝風冒雨而行，不辭艱險，夷之君臣其可感也。
夫中秋節，夷俗亦知為美，請賞之，因得遍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各弘廠壯麗，亞于王宮。正殿五間，申供佛像，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綵，下用席數重，清潔不可容履。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椶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諸夏所無者。徜徉容與，塵慮豁然。但僧皆鄙俗，不可相語，彼亦不敢見吾輩。亦曉烹茶之法，設古鼎於几上，水將沸時，盃投茶末一匙，以湯飫之，少頃奉飲，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陪，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情意欵洽。召諸從人至階下，令通事勸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晝，海光映白，令輿人緩步，縱目所適，心曠神怡，忘其身之在海外也。
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此，狡焉不可測，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二人亦具核殽留坐，移時別去。
二十九日，請予二人餞行，布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舉棹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舉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雖濡于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焉。九月九日，復請餞，予二人訝其煩，深拒之，懇請再三後行。至則見其食品所列，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于前，製造精潔，味甚適口。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也。詢之左右，乃知前此諸設皆假手閩人，此則宮中妃殯所自製者。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言，饋贐之禮，古今所有，非清敢自褻，天使其毋辭。」予二人曰：「王之饋贐，於義可受，但予輩承君命至，受此而歸，是以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天使言必稱君，動必遵義，清知過矣。」乃不敢強。持泥金倭扇二束贈曰：「天使遠來，此別不復得會，夏日揮之，或可繫清一念耳。」予二人受之，各答以所持川扇。王喜不自勝，因再拜而別。 （按：尚清於嘉靖十四年派貢使來，把這四十兩黃金又帶來了，說明原委後要獻給朝廷，世宗認為陳侃不欺，把黃金又都賜給陳侃。）
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慕漢官威儀，有至海濱不忍去者。從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之石，惟風息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側，且致慰詞，仍命看針通事一員、夷役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
十八日，風少息，挽舟出海。舟斜倚岸，眾恐其傷於石，大驚。幸前月予二人親督修黏，故不為石所傷。復停海口，二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
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木鑽者既折，須臾舵葉亦壞，幸鐵梨木為幹，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意果如此，計免者得之矣！」是時舟人無所用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二人亦為軍民請命，叩首不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息。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眾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按：在鄭和所立「天妃靈應之記碑」中，亦有類似的記載：「神之靈固嘗著于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既迶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雖在顛連，亦保無虞。」可見在暴風雨中，桅杆出現光芒是海人之共同經驗。中國如此，西方亦如此。地中海上的水手中就長年來流傳著「神火」的故事，他們在暴雨來臨的危難時刻，經常發現桅杆尖端出現一團火光，當他們祈禱神明庇佑，幸而平安脫險後，這火光就變成了神跡。其實不幸罹難者也會看到這光，只是他們沒能生還，所以也就沒有不同的故事流傳了。西方水手把它命名為「聖艾爾摩之火（St. Elmo’s Fire）」，因聖徒埃爾摩是西方的海神。「聖艾爾摩之火」其實是一種尖端放電的效應，譬如閃電的電力，就會在又高又尖的物體周圍形成一道光環似的紅光。當海舟遇到暴風雨時，四面汪洋中，最高的突出物就是桅杆，所以非常容易發生尖端放電效應，形成可以看見的紅光。古人不知其所以，就認定它是神光，以為是神跡。）
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復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尚可支持，烈則將何以救？」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奈何？」眾不能決，請於予二人。予二人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惶惑亦不能決。令其珓請于天妃，得吉，眾遂躍然起舵。舵幹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不足，是日數十人舉之有餘，兼之風恬浪寂，頃刻而定。定後風浪復惡，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易，眾始有喜色。
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舟人曰：「岸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乎？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令舟人飼以米，雀如常禽飛下，啄盡乃去。是夕果疾風暴發，怒濤拍夭，巨艦如山，飄蕩僅如一葦。梢後距水不下數丈，水經過之，持舵者衣盡濕，艙中受水可知也。風急，水聲助之如雷，不忍見聞，衣服冠而坐，欲來速溺，相顧嘆曰：「聖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為之效職，天妃獨不能相救乎？」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達曉，則已見閩山矣。舟人皆踴躍呼舞，以為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
二十八日，至定海所（按：九月二十日「始克開洋」，二十八日「至定海所」，航程八天，較之去程十七日，要快一倍）。十月二日，入城。痛定思痛，凡接士大夫必敘所歷驚怖諸狀，無不為之慶幸。區區二人何能得此？實荷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而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因是而有感矣。
夫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皆濟險之要也。官之尊者，因非己事，不屑經理舶艦之役；官之卑者，因此難遇，惟思圖利侵剋船價為事耳。故造作之間，種種不如法。駕舟之人，皆欲乘便貿易，竄名於籍，而不知操舟之術者。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後之使夷浮海者，當先擇委有司二員造舟，約令隨使往來修整，則彼軀命所在，利害相關，始造必不為之苟矣。告之藩臬不從，以請於朝可也。水手貴精不貴多，須擇慣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如此立法，則可以節國之費，衛聚之生矣（按：陳侃此言為整治明朝後期海舶至要之法。）
若則蕃王領封之說，則肇自前輩之使占城者。此時正副畏溺，不肯航海，曠持日久，王子不獲，已而至中國，館於海濱，受封後，有司遂乞蕃王。世子遣陪臣來奏請封者，當命使臣賚詔敕駐海濱，侍其來以賜之，未獲俞旨。嘗稽古諸侯嗣立，俱以士服人見天子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覲天子，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不俾中朝之使遠冒乎險以錫命，而小國之君坐享其爵而偷安，尤為萬世可守之法也。故不惜辭煩而為後使者忠告。（按：如鄭和精神猶在，豈能發生「正副畏溺，不肯航海」之荒唐事。明朝何以轉弱？由陳侃這段話，可思過半矣。）

鄭和大事年表

1371年（洪武四年辛亥）：馬和出生於雲南昆陽州（今晉寧縣）寶山鄉和代村。
1382年（洪武十五年壬戌）11歲：明軍征雲南。馬和父親馬哈只去世。馬和被擄入明營，遭閹割。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9歲：馬和被燕王朱棣看中，選入燕王府服役。
1404年（永樂二年甲申）33歲：馬和因戰功顯赫，獲成祖賜姓「鄭」的殊榮，從此改稱鄭和，並擢拔為內官監太監。
1405年（永樂三年乙酉）34歲：奉成祖命，鄭和偕王景弘率27,800人第一次下西洋。
1407年（永樂五年丁亥）36歲：回國後，立即與王景弘、侯顯等率船隊第二次下西洋。
1409年（永樂七年己丑）38歲：九月又偕王景弘、費信等第三次下西洋。
1413年（永樂十一年癸己）42歲：偕馬歡等人率船隊第四次下西洋。
1417年（永樂十五年丁酉）46歲：鄭和率船隊第五次下西洋。
1421年（永樂十九年辛丑）50歲：偕王景弘、馬歡等人率船隊第六次下西洋。
1431年（宣德六年辛亥）60歲：鄭和偕王景弘、馬歡、費信、鞏珍等率船隊27,550人第七次下西洋。
1433年（宣德八年癸丑）62歲：鄭和於歸國途中，積勞成疾，在印度古里病逝。七月船隊回國，宣宗賜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取材自 http://chinese.people.com.cn/ ）

六百年前海上交響曲．雲帆萬里照重洋

以下這二十八段文字，是一篇文章，為符合BLOG的格式，作者把它拆分，並把第一段列於最下方。

二十八、坦然而安祥

由字裡行間，我大約可以猜想得到范春歌、王志宏、李新烽他們在追蹤報導時的心情。
他們不僅在追蹤一位歷史的巨人，還在追蹤自己祖先的腳步。在一路追尋的時候，最令人安慰的一點，就是六百年前的這位中國英雄，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武力，但他所到之處，不像歐洲人似的橫征暴斂、血腥遍地。我們能有這樣的根，實在很光榮，就像范春歌所說：「在鄭和走過的地方，我坦然而安祥。」
相信TIME和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也有同樣的感觸。鄭和不只是中國的遺產，還是世界人類共同的遺產。遺憾的是台灣一些想「去中國化」的人，把鄭和當作歷史的敵人，要割掉這條根。但，去了中國，台灣還剩什麼？
（著者按：這是篇漫談文字，為增可讀性，故未詳加註釋，但均有來源。）

二十七、雙龍罈

李新烽提到的「雙龍罈」，是很有價值的報導。
「雙龍罈」（圖左）是一對淡紅色的罈子，當地漁民在捕龍蝦時從附近海域裏撈出來的，上面有「雙龍戲珠」的圖樣。李新烽寫到：「當地人都說?子是從沉沒在附近海域的中國古船裏漂流出來的，他們不但知道沉船的故事，而且懂得『龍』是中國的象徵。」當他進一步要看罈子時，漁民說這對罈子已被住在仙拉鎮的高個子英國骨董商特勒斯買去了。他立刻跑到仙拉鎮，不僅找到了特勒斯，看到了一個罈子，也照到了相片。如果考古學家能延著這條脈絡找下去，可能會有極大的發現。
他繼續寫到：「上加村遺址位於海岸邊，面對大海，當年中國航船觸礁後，船員們乘坐備用的小船上岸來到上加村，希望在此暫居。據說他們初來乍到時，大多半裸著身子，面孔特殊，宗教信仰不同，加之語言不通，自然為當地人所拒。為什麼當地居民後來接納了這些陌生的中國人呢？有兩種傳說，一說是當地有一條兇猛的蟒蛇為害多年，一位武藝高強的中國船員用刀砍死蟒蛇為民除害，贏得當地居民讚譽，使中國人得以定居；另一說是中國人起初被拒後，便乘坐自備的小船前往帕泰島對面的大陸海岸，自己動手建成一座小鎮，後來被稱為棟多（Dondo），該詞在當地語言中意為『失望、失落』，即那些逃難的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可是不久，棟多因氣候惡劣和野獸兇猛而無法生存，他們又求助於海對面的上加人。這一次他們被接納了，但前提條件是必須信奉伊斯蘭教，於是這些中國水手漸漸地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婦女通婚。」

二十六、法茂人；頭髮很茂密的人？

東非肯亞、索馬利亞一帶的海岸，有不少關於鄭和的傳說，最有名的一個，就是說有一艘鄭和大艦隊的船，不幸觸礁沈沒，船員搭乘小船逃到海岸，結果就和當地女子結婚，留下了中國後裔。
美國李露曄（Louise Levathes）女士一九九四年寫的「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一書，就報導了這個傳說。紐約時報東京特派員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讀完李露曄的書後，對鄭和發生興趣，二千年時，他親自跑了一趟東非去尋訪。他找到了自稱鄭和船員後裔的人，並且寫了一篇長文，刊登在紐時「星期雜誌」上。
紀思道記載，鄭和船員後裔說自己的祖先在船沈後，游泳到達巴狄島（Pate）一個叫做「上加（Shanga）」的村落逃生，當地土人收容了他們。後來，范春歌、地理雜誌的威威安諾等人也都訪問到了。當地人稱他們是法茂人（Famao）。范春歌說：「法茂人就是『死裏逃生』的意思。」法茂這兩個字很有意思，是不是也可以解釋成「髮茂」呢？由范春歌的照片看，他們的頭髮不像非洲人那樣捲，而且的確長的很茂密。他們住在肯亞巴狄島及拉馬島（Luma）附近，人數雖不多，而且只有極少的人有中國人的特徵，但是他們都說自己是中國後裔，因為他們的祖先是這樣告訴他們的，而且他們祖先的墳墓是中國獨有的圓形土丘樣式。李新烽就在當地博物館副館長斯沃里陪同下找到過，並照了相片，的確頗有中國味道。威威安諾也證實了這一點。李新烽在帕泰島的報導極有價值。他找到了更多的關於鄭和船員遇難的傳說：「次日，在博物館副館長斯沃里陪同下，記者前往帕泰島的上加村和西遊村（Siyu）採訪。記者乘坐的小船即將靠近的上加海灘，就是傳說中當年鄭和的航船沉沒後水手們爬上岸的地方。...那艘中國古船為何遠道而來？當地流行著兩種說法：當年這裏商貿繁華，中國人為通商而遠道而來，夜間向著上加村的烽火行駛時，未料觸礁沉沒。一四一五年，馬林迪國王曾將一隻長頸鹿貢奉給中國皇帝，中國人來到東非是為了前往馬林迪，以便從那裏帶回更多的長頸鹿，未料船行至此迷航觸礁。斯沃里強調，不管是哪一種說法更接近事實，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船上滿載著中國寶物。以前人們僅僅是猜測而已，但打撈出來的兩個『雙龍罈』則提供了最好的例證。」

二十五、踏著鄭和的足跡

追隨歷史人物腳步的採訪，始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我記憶最深的，是一九六八年一月號所刊「踏著亞歷山大的足跡（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作者是海倫與福蘭克·思瑞德（Helen and Frank Schreider）二人，自希臘的達非（Delphi）神殿出發，開始追蹤亞歷山大的走過的路，縱橫歐、亞、非三洲，以今映古、以古述今，非常精彩。
當時我在感動之餘，把全文譯出，題為「踏著亞歷山大的足跡」，由拾穗雜誌分兩期刊登在1969年十一月及十二月號上。那一年也是我開始投入新聞工作的一年。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很羨慕范春歌的機會，也肯定她的成績。身為女性，獨自一人深入動亂的東非採訪，的確需要勇氣。她的訪問，讓我也想到台灣經典雜誌的總編輯王志宏、主編李菁菁、攝影蕭耀華三人的旅程，他們也曾經在1999年追蹤訪問了鄭和路，並出版「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一書。經典雜誌的照片相當精彩，像是在葉門亞丁港，他們拍的水手推中國牌九畫面。王志宏一行也訪問到非洲肯雅的小島巴狄（Pate），因為傳說一四五八年有兩艘中國船在附近沉沒，倖存的水手上岸定居，跟當地的女子通婚，就世世代代留下來。
另外，人民日報的南非記者李新烽也走訪了鄭和大艦隊所到的東非海岸，更深入的報導了鄭和足蹤。其實近年來重走鄭和路的國外媒體也很多，譬如前文提到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二千零五年七月號，以及時代雜誌。後者在二千零一年八月號刊出「鄭和的航行（Zheng He's Voyages）」，並稱：「時代雜誌踏著鄭和寶船的航?，實地採訪了他的船員所見與所至的市鎮（Here is what the Treasure Fleets, crew members saw and did in the cities，TIME visited while following their footsteps）」。
要了解或研究一個偉大人物的旅程和功績，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走一趟。這也就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堅持的「Footsteps」原則。

二十四、中國漁網

在北京和與鄭和特展同時舉行的，有一個「范春歌重走鄭和航線」的攝影展，以補鄭和特展中「海外流芳」部份的不足。 范春歌女士今年四十六歲，在一九八四年進入武漢晚報工作，現在是報社的高級記者，也就是資深記者，她擅長旅行採訪，曾經三次深入西藏採訪，還騎自行車縱貫中國，之後又孤身獨行半年，完成「中國陸彊大掃描」一文，也去過南極，採訪中國的「長城站」。二千年的七月十一日，她由太倉出發，開始追循鄭和路，一路西行，於二千零二年七月十四日回到武漢。訪問期間，共發回約二十多萬字的新聞稿和大量圖片，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由其中遴選二百五十張，為她辦攝影展。中國國家博物館為記者辦攝影展，這還是首次，對范春歌固是殊榮，但也表示了她的照片的確有價值。我看她的展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訪問印度西岸阿拉伯海的港都柯欽（Cochin）時，所拍的中國漁網照片。五根木杆高高架成三角形，底下鋪著漁網，很容易辨認。范春歌寫道：「走訪當地居民，無人知曉鄭和以及他率領的那支龐大的船隊；但無人不曉當地至今廣泛使用的漁網是十五世紀『有中國人來這裏時』帶來的技術。」她形容柯欽的海邊林立著巨大的中國式漁網：「高達十幾米。每張漁網的起落需六至八人共同操作。岸邊有個熱鬧非凡的漁市，交易者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又說：「在柯欽中心島上的一棵枝繁葉茂的古樹下，立有一塊當代人樹起的英文石碑，上面標有『中國漁網』幾個大字，並有文字說明這種漁網的使用大約開始於一三五零至一四五零年這一百年內，是中國人帶來並教會當地人使用的。...據史載，鄭和下西洋時帶了眾多的能工巧匠，目的是把中國先進的文明技術傳播沿途各國。這樣看來，他們帶去中國的捕魚技術也不是沒有可能。」今天的科欽，除了中國漁網，就是古老的葡式、英式、西班牙式建築，似乎在見證過去的殖民歲月。鄭和比達伽馬早八十年到達科欽。鄭和帶給他們新的捕魚技術，而達伽馬帶去的卻是征服。

二十三、牽星過洋

學術研究最怕心存成見，譬如證據相當確鑿的鄭和到過東非海岸一事，也有人作反面文章，理由是鄭和不具備如此的航海技術。鄭和有船，但有技術嗎？答案是很肯定的。鄭和大艦隊要能在茫茫大海中航行，需要兩個技術，一是導航，二是聯絡。因為鄭和的大艦隊一出洋就集結兩百多艘船艦，散佈海面數公里，那時沒有無線電，指揮行進是高度困難的事。鄭和導航，「皆斫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于水，指向行舟」，這是一種水羅盤。把磁針裝入通草，然後浮在水盤中，圍繞水盤的是刻度計，把三百六十度一周天，均分為二十四線，每線為一針，稱「單針」，單針與單針之間為十五度。唯恐不夠細密，其中又再均分一線，稱為「縫針」。於是形成一個有四十八針的方位羅盤，每針之間為七點五度。
除外，鄭和船隊還觀天象。「惟觀日月升墜，以辨東西，星斗高低，度量遠近。」他們用導航工具「牽星板」，來測量某一特定恆星的高度，察知自己所在的地理緯度，然後畫出「過洋牽星圖」。「牽星板」原理相當於六分儀。某一特定恆星的高度，則用若干「指」來表示。在明末茅元儀「武備志」收錄的「鄭和航海圖」（圖右）中，附有四幅「過洋牽星圖」，每幅圖都註有如「東北織女星十一指平水」、「西北布司星四指平水」等等字樣。根據大陸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林荃的考證，這四幅圖就是鄭和由古里駛往忽魯謨斯、錫蘭山回蘇門答臘、龍涎嶼往錫蘭山，以及自忽魯謨斯回古里的天文導航圖。 雖然茅元儀只收存四幅圖（圖下），但也能夠看出鄭和船隊在星夜航行大洋中找出正確航向的方法。這四幅圖非常重要，因此兩岸的鄭和展中，都有複製本亮相，台中科博館還有復原的牽星板。至於艦隊的聯絡，靠音響、旗幟和燈號三者，白天起霧用擂鼓，晚上用撞鐘，旗幟和燈號則以顏色和位置來區別。鄭和為保持艦隊行進秩序，對於通訊管制十分嚴格，一旦失職，嚴重者處死。鄭和大艦隊還測船速，方法簡單而有效。水手先自船頭扔一塊浮木於水中，然後跟隨浮木後退朝船尾走，這就能算出船行速度。

二十二、偽科學與斷線風箏

成大陳政宏、許智超曾說：「鄭和下西洋事蹟，成為許多華人在清末被歐洲人的堅船利砲羞辱後，尋求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的重要史事，因此有了許許多多基於愛國主義的鄭和研究，雖然並非所有的鄭和研究都帶有愛國主義色彩。」他們說的並不誇張；有些鄭和的研究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這不僅得不到真相，甚至會曲解歷史，歪曲學術，最後讓偽科學得到伸展的舞台，其結果就是糟蹋了歷史、糟蹋了學術，甚至糟蹋了鄭和，變成現代版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蓋文·孟席斯（Gavin Menzines）是退休的英國潛水艇艦長，他寫了本書，談到一四二一年鄭和麾下的一支艦隊，不僅繞過了好望角，到達了美洲，甚至環繞地球一周。這本書犯了一些明顯的錯誤，譬如，他說鄭和歷經三千餘國，就是有意的忽視史料。他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卻在大陸有市場。二千零三年二月，香港明報刊出鄭培凱寫的文章：「下大西洋，抑或大話西遊」，嚴詞予以批判。他的結論是「說到底，『1421』是本胡言亂語的書，通篇瞎猜，毫無可靠的證據。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趨之若鶩，驚為不世出的鉅著，讓偽學術盛行中國？讓洋騙子大賺版稅，在華人圈內奉為上賓？可悲啊，中國人。」鄭培凱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科目中心主任、教授。雖然他詞鋒尖銳，但也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我無從得知孟席斯是不是由於很了解某些中國人的心態，而從中利用，以博取個人利益，但是帶有成見的研究，危害之烈，可見一斑。
台灣有一些人，也犯著類似錯誤；只是他們與上述的「愛國主義」有著一百八十度的反向思維，是基於「去中國化」心態，想把鄭和的成就貶低，但卻只有更不幸的結果。「去中國化」式的研究，不但不把鄭和當作同胞，甚至還把他列為假想敵，那自己就會變成斷線風箏，不知飄到哪裡去，最後不僅扭曲學術，連台灣的根都會扭取。
試問，如果鄭和變成「外國人」，甚至敵人，那麼天上聖母媽祖又怎麼定位？這不是糟蹋了歷史、糟蹋了學術、糟蹋了台灣，甚至糟蹋了自己嗎？

二十一、三種文字碑

鄭和原為回民，後來入佛門，又虔誠祭拜媽祖，但他仍未忘其為穆斯林。由此可見他對宗教的看法，不是西方式或回教式的排他，而是非常的中國。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二千零五年七月號為鄭和所做的特別報導裡，作者福蘭克·威威安諾（Frank Viviano）也強調這一點。
鄭和在下西洋時，在異域打過三次仗，第一次是殲滅海盜陳祖義，另一次是協助蘇門達臘平息內亂，第三次是在錫蘭，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錫蘭當時陷入宗教戰爭，南方僧伽羅佛教徒（Sinhalese Buddhist）和北方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Hindus Tamils）互相攻擊。
永樂六年九月，鄭和晤見主政的僧伽羅佛教徒，國王亞烈苦奈兒（Alagakkonara）佯服，但「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眾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這次戰爭，是中國軍隊首次在海外的大規模作戰，戰況很激烈。明嘉靖年間，嚴從簡所著「殊域周咨錄」一書有較為生動描述：「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為界。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為錫蘭，因名。前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奈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款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眾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九年，歸獻闕下。」諸臣以亞烈苦奈兒不恭而請誅，生性殘忍的朱棣，卻以「蠻夷禽獸耳，不足誅」為理由赦之，並讓鄭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時送其回國，僅另立國王。此舉益導致西洋各國對明廷之歸心與朝貢。可見成祖雖得位不正，又嗜殺，但仍被史家歸為英主，是有道理的。
從某一個角度看，明廷的這一場勝仗，發揮了「國際警察」的作用，威攝彼此爭鬥的回教徒與印度教徒，讓斯里蘭卡平靜了五十五年。
宣德後，明朝罷寶船，斯里蘭卡又陷入戰亂紛爭，直到今日仍然。
一九一一年，英國工程師托馬林（H. F. Tomalin），無意中在斯里蘭卡南方港都加勒看到一塊長方形的石板，蓋在一個管道口上，他揀起來，翻過來一看，發現上面居然刻有中文、泰米爾文與波斯文。托馬林大為驚奇，立刻請專家鑑定，證實這是鄭和當年在頓德拉峽（Dondra Head）所立的石碑，上面分別用三種語文刻著三段文字，分別獻給佛陀、濕婆和阿拉。西方歷史學家稱它為「頓德拉碑」，我國歷史學家稱它為「鄭和佈施碑」或「三種文字碑」（下圖）。
石碑的發現，十分轟動，因為碑文上明確刻著「永樂七年二月」（一四零九年），說明鄭和不僅在永樂六年確實到過錫蘭山，而且在戰後還立了一塊碑。可見鄭和雖用武威，但還有更多的包容與尊重。斯里蘭卡之所以能平靜逾半世紀，並非打場勝仗就行的。論者多以為鄭和下西洋的「和平」，是「武力威脅下的和平」，其實並不僅此，還有「德」的力量在裡面。這種方式，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中國式的。「鄭和佈施碑」是最好的體現。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威威安諾十分感性的寫道，「在鄭和訪問錫蘭時，亞洲的其他很多地方，還在進行宗教戰爭，有時候整個城市的居民，被不同信仰的人們，以佛陀、濕婆或阿拉的名義屠殺。而歐洲正進入對異教徒審判的時代，數以千計的回教徒與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在鄭和所處的那個世紀，世界充滿了宗教的狂熱。他所立的頓德拉石碑，不僅遙遙領先了那個時代，而那三種文字銘刻的碑文，所表達的寬容，更也領先我們現在的這個狂熱時代。」這碑現由科倫坡的斯里蘭卡國立博物館保存。
今年七月十日，斯里蘭卡著名歷史學家、倫敦大學博士洛娜·德瓦拉賈（Lorna Dewaraja），在接受大陸新華社記者訪問時，就說：「身為穆斯林的鄭和，卻能在一塊碑上以三種宗教為對象，表示同樣的禮敬與尊重，一方面反映了鄭和以及明朝統治者對各國人民的尊重和宗教上的寬容性；另一方面則反映出鄭和一行希望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不至於受到宗教對立的影響。...也表明中國當時具有極為寬廣的胸懷和世界性的眼光。」看到上面的那些文字，再對照「天妃宮」的二碑，思及台灣目前政治亂象，實令人萬千感慨。

二十、斷垣殘碑

另外在南京靜海寺有一塊爭議性不低的「殘碑」。由於殘碑提到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尺度，所以成為重要史料。靜海寺位於南京下關儀鳳門外的獅子山麓。儀鳳門現稱興中門，位於多倫路北口的建寧路上。
1936年春，歷史學者鄭鶴聲教授探訪靜海寺，看到有一塊殘碑鑲嵌在寺西側大廚房的房間牆壁間。鄭教授細讀殘碑文字，赫然發現刻有「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並八擼船……清海道。永樂四年，大船駐於舊港港口，即古之三佛齊。……首陳祖義、金志名等，於永樂五年七月內回京。由是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擼船。……國王亞烈苦奈柰兒謀劫錢糧船隻」等字。他乃仔細拓得碑文一百四十八字，並將拓片拍成照片。次年，抗戰開始，日軍肆虐南京，靜海寺大半被毀，大廚房也摧殘殆盡，當勝利後鄭教授再去靜海寺，殘碑已不見蹤影，而他在逃難途中，拓片也不知去向，後來傳世的就是這照片。
值得注意的，就是殘碑中「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並八櫓船」等十九字，如果殘碑確是鄭和所立，那麼這是僅存第一手談鄭和寶船尺度的記載，彌足珍貴。可惜的是，碑已毀、拓片無存，僅留照片，又找不到其他謄錄本可資旁證，難免存有疑惑。
持肯定態度的學者認為靜海寺是明成祖為表彰鄭和下西洋功勳而敕建的，理由是殘碑上明確記載「帝複建靜海禪寺，用顯法門，誠千古之佳勝」，而這「帝」，依照上下文語氣，應指成祖。另外，萬歷年間進士顧起元所著「客座贅語」也記述：「靜海寺海棠，永樂中太監鄭和自西洋攜至，建寺植於此。」以顧起元之熟於典故，此記可信度高。
反對者則主張是朱棣兒子仁宗時代為追念父親所建，與明成祖無關，間接的降低碑上所載寶船尺度資料的可信性。譬如南京地方誌專家嚴中今年七月十八日發表在「金陵瞭望」的一篇文章中說：「殘碑的文字根本未提及『鄭和』二字，也未提及建碑年代。如果真是鄭和所立，如此重要的碑刻，為什麼明代方志以及明天啟七年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所撰的『金陵梵剎志』都不著一字？如果靜海寺確是『明成祖為褒揚鄭和下西洋的勳績，於永樂年間敕建（具體說是永樂九年）』，那麼，成祖於永樂十四年『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中，為什麼對靜海寺也不著一字？」
南京曹雪芹紀念館名譽館長也叫嚴中，不曉得二人是否即一人。舉這個例子，可說明大陸研究鄭和的熱度、廣度和深度，學者們能從各種角度切入探討，而且正反雙方都有論點。

十九、鄭和當然與台灣有關

我根據張國英所作的校勘，把它全文分類為四段錄出於後。為方便讀者，未按原文順序排列。第一段談朝廷要他指揮大艦隊下西洋，是因為「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第二段談到他的航程：「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曆番國，由占城國、爪哇國、三佛齊國、暹羅國，直逾天竺、錫蘭山國、古里國、柯枝國，抵于西域忽魯謨斯國、阿丹國、木骨都束國，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接下來就是六次航行的紀要：「永樂三年，統領舟師至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聚眾三佛齊國，劫掠番商，亦來犯我舟師，即有兵陰助，一鼓而殄滅之，至五年回。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番王各以珍寶、珍禽、異獸貢獻，至七年回還。「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恩宥，俾歸本國。「永樂十一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蘇門答剌國有偽王蘇斡，寇侵本國，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闕陳訴，就率官兵剿捕。賴神默助，生擒偽王，至十三年回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鹿，並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古里國，進糜里羔獸。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棒金葉表文朝貢。「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王益修職貢，視前有加。」第三段談到他對天妃媽祖的信仰。「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回隔於煙霧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覆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神之靈固嘗著于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既迶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雖在顛連，亦保無虞。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神之感應，未易殫舉，昔嘗奏請于朝，紀德太常，建宮于南京龍江之上，永傳祀典。欽蒙後制記文，以彰靈貺，褒美至矣。然神之靈，無往不在。若長樂南山之行宮，余由舟師屢駐於斯，伺風開洋，乃於永樂十年奏建，以為官軍祈報之所，既嚴且整。右有南山塔寺，曆歲久深，荒涼頹圮，每就修葺。數載之間，殿載之間，殿堂禪室，弘勝舊規。今年春，仍往諸番，蟻舟茲港。複修佛宇神宮，益加華美。而又發心施財，鼎建三清寶殿一所，于宮之左，雕妝聖像，粲然一新。鐘鼓供儀靡不俱備。僉謂如是，庶足以盡恭事天地神明之心，眾願如斯，咸樂趨事。殿廡宏麗，不日成之，畫棟連雲，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悅，誠勝境也。斯土斯民，豈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則事無不立；盡誠以事神，則禱無不應。和等上荷聖君寵命之隆，下致遠夷敬信之厚，統舟師之眾，掌錢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於國事，盡誠於神明乎！師旅之安寧，往回之康濟者，烏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並記諸番往回之歲月，以貽永久焉。」第四段說到立碑的時間和人員：「宣德六年，仍統舟師往諸番國，開讀賞賜，駐舶茲港，等候朔風開洋。思昔數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記于石。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真、王衡等立。」細讀這一碑文，除了歷史情懷的激盪外，也對鄭和「竭忠於國事，盡誠於神明」的態度至為景仰。今天，媽祖在大陸、在台灣都有廣大信眾。當信眾在談到天上聖母媽祖的傳記時，無不引用鄭和所立的上述二碑。譬如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台中萬和宮，在「創建沿革」中就說：「鄭和下西洋成功，乃由於媽祖的庇佑。而中華民族的海外發展，安定移民心理，媽祖功不可沒，成為我民族海外括展的象徵之一。因此媽祖（或稱媽祖婆）這個稱號，以及有關聖母之民間傳說，在閩台一帶幾乎家喻戶曉。雖然正史沒有記載，然而在鄭和的『通番事跡碑』，『吳都文粹續集』，『乾隆長樂誌』，『湄洲嶼誌略』，『福建通誌』都有詳細記述。」這應該是對姚嘉文說「鄭和歷史與台灣有什麼關係？」最好的答覆。

十八、包容與尊重

鄭和的個性非常包容，對宗教信仰如此，對下西洋各國土著也如此；尊重土著習俗，不因其落後而蔑視。這與他的身世和後來的處境有關。鄭和原姓馬，是世居雲南昆陽的回民，他父親是元朝的地方官，曾到麥加朝聖，所以稱為「哈只（Haji）」。朱元璋起兵抗元時，攻陷昆陽，鄭和年僅十二歲，被俘虜後閹為小宦官，送入燕王府，伺候朱棣。朱棣有一個心腹，是和尚，法名道衍，也就是姚廣孝。道衍很喜歡馬和，導引他進入佛門，受了菩薩戒。這是「三寶太監」稱號的來由。他非常聰明，也逐漸成為朱棣的親信，朱棣後來起兵靖難，奪了他姪子的天下，成為永樂皇帝，而馬和曾在河北鄭村率軍擊破建文帝大將李景隆，贏得首戰，有戰功，乃賜他姓鄭。他的大艦隊下西洋七次，以如此龐大的軍威，兵臨眾番國城下，當然是「躍兵異域，且示中國富強」，並「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但他目的不在劫掠，與百年後的歐洲征服者不同。固然皇命在身，但「將在外君命可以不受」，何況離中國如此遙遠之「外」，他原可肆意而為。他能讓下西洋各國懷念至今，最大原因，是他兼顧了皇命、包容與尊重，雖非「和平之旅」，但其意境遠逾之。 宣宗宣德五年，鄭和已將六十，奉皇命第七度下西洋，自己覺得可能會回不了故土，所以在出發前，分別在太倉和長樂立下兩碑，以誌其事。六百年後，果然成為最重要的史料，尤其還是原物的「天妃靈應之記碑」。由於碑是鄭和酬神頌聖所立，裡面所記自無一字不實，何況共立者還有隨員王景弘等十人。這是最受學界重視的原因。「天妃靈應之記碑」立於宣德六年初，當時鄭和在長樂駐泊近十個月之久。根據福建長樂一中教師張國英，於二千零三年所寫「『天妃靈應之記』碑的若干考析」，碑石高一百六十二公分，寬七十八公分，厚十六至十七公分，碑背粗糙凹凸不平，顯然有意如此製作，以便嵌入牆壁。碑上正文刻字為楷體，每字二公分見方，共有一千一百七十七字。

十七、天妃碑

談鄭和就不能不談他第七次下西洋前所立的兩塊天妃碑。一在他啟航的太倉，另一在他集結船艦等候信風的長樂，前者稱為「通番事跡碑」，後者是「天妃靈應之記碑」，碑上的文字大同小異，除了讚頌媽祖神力庇祐外，也談到了鄭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經歷。「通番事跡碑」已毀於太平天國戰火，幸好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弊書」摘錄了大部分文字，而錢榖的「吳都文粹續集」中亦錄有碑文，同時「太滄州誌」也有謄錄，幾相對照，能把碑文復原，何況還有長樂的碑可稽考，所以學界對此並無疑議。「通番事跡碑」有這樣的一段話：「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于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其中「自太倉開洋」，證明鄭和大艦隊確是由江蘇太倉瀏河口啟航，而「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亦均無誇張。
「天妃靈應之記碑」（圖左）雖然傾頹於廢墟中，但保存良好，於1930年出土後，字跡仍然清晰可辨，成為研究鄭和最重要的史料。長樂是鄭和大艦隊集結等候西北季風的海港，因此成為明初繁華的港都。試想，鄭和遠航，隨從人員多達兩萬七、八千人，在這裡一駐就是半年，還要採購所需物資，長樂當時的繁華可想見，大艦隊留下的遺跡也不會少。鄭和曾在長樂南山聖壽寺塔旁興建「天妃宮」，以酬謝「海神天妃保佑」，「天妃靈應之記碑」可能就嵌在「天妃宮」內牆上。「天妃宮」就是媽祖廟。媽祖林默出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零年），有大功德於世人，後來成神，是中國本土的信仰，與佛教無關。鄭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平安回來後就在南京建了「天妃宮」，也在長樂建宮。由此可見鄭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時，受到麾下眾人影響，深知媽祖法力，能夠庇護海人，所以才建宮信奉。

十六、絞關木和大舵桿

寶船廠當年造船艦，自然會有遺物埋在廢墟中。一九五七年五月出土的大舵桿和一九六五年五月出土的絞關木，是最重要的兩件。舵桿是裝舵葉的巨桿，用來控制船行航向，絞關木則是船舶絞盤上的橫木。絞盤就是絞車，轉動它就可以用來起錨、拋錨或升降船帆，操作時需由多人方能起動。絞關木出土時已殘，呈褐色，殘長二點二二公尺，一端略呈方形，方徑為三十公分，另一端為圓形，直徑約十四公分。絞關木上還保留著四個安裝車關棒的卯孔。車關棒就是可用來轉動絞車的木把手。台中科博館展出的鄭和船艦使用的大絞車，就是根據二點二二公尺長的絞關木復原而來，全長十三公尺、寬六公尺，相當壯觀。大舵桿則是在六作塘爛泥中掘出，是當年鄭和船隊的遺物。舵桿在北京國家博物院的鄭和特展中最受人矚目，它平躺在展示台上，長達十一點零七公尺，由質地堅實的鐵力木所製，外表呈暗赭色，上面有甘蔗板般的極淺雜紋，上端略方，長約三十八公分，寬約三十九公分，鑿有安裝舵牙用的長方孔，孔長二十三公分，寬為十四點五公分。下端略呈扁平狀，約六十八公分寬、七十三公分長，在安裝舵葉的一側，有長三十二公分、寬三十一公分，和長二十九點七公分、寬二十九公分的兩個淺槽，是安裝舵杆之用。從舵杆的長度和結構分析，在這樣的舵桿上安裝的舵葉高度為六點三五公尺。大舵桿可以還原船型，但它的出土，卻仍無法釐清真相。鄭和寶船如是沙船的話，長四十四丈就有可能，如果是福船，要配四十四丈長的大船，舵桿就必須長達二十二公尺才行。因為福船兩頭翹，而且船艉有樓，舵桿要能升降，才可以保持吃水深度。所以，十一公尺的舵桿，只能與兩千料船相稱。大陸三位古船研究者，唐志拔、辛元歐、鄭明，就持如此的看法。他們還計算出兩千料船的尺度，長為六十一點二公尺，寬十三點八公尺，水線寬十三公尺，型深四點八八公尺，設計吃水三點九公尺，排水量約一千一百七十噸，可載船員三百五十至四百人，船上設六桅十二帆，三根主桅高約四點九公尺，掛撐條硬帆，艉樓舷部設兩根可起伏活動的輔桅，掛軟布帆，船艉設一根艉旗杆，可掛將帥旗或艉送帆，帆總面積約一千七百平方公尺。船上每兩根桅杆之間設絞輥一個，用於升降帆，船兩舷各設四個間距為十公尺的櫓位，總計八櫓，船艏則配有兩個各重一千五百斤四爪鐵錨，船艉配置十二公尺長的舵桿，以與高九點六公尺、寬三點二公尺的舵板相連，組合成船舵。台灣海洋大學的蘇明陽教授則根據明朝中後期最大的冊封舟來推估，這根舵桿所匹配的可能是六千料的福船，船長約七十公尺，排水量約為二千噸，載重量約為一千噸。他推論，這應是鄭和大艦隊中最大的船型。不要說長四十四丈的明史大寶船，就是六十一公尺的兩千料戰船就比哥倫布或達伽馬的船大多了。當時的鄭和船隊，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武力，恐怕比歐洲全部的海軍加起來都大。

十五、六百年前乾船塢

這一個大船廠，就是在南京下關中保村三叉河口臨長江很大的一塊地方，時至今日，還可見其規模，殘存面積超過五十多萬平方公尺，原有七個作塘，也就是船塢，其中尚存四、五、六三個作塘，第四塘保存較好。這些作塘，都指向長江，呈東西向並排分布，每塘長約五百公尺、寬約四十公尺，都有水道聯繫。
根據「龍江船廠志」所載，當時船廠有完整的分工和人員編制，設有提舉司、幫工指揮廳、風篷廠、細木作坊、油漆作坊、撚作坊、鐵作坊、篷作坊、索作坊、纜作坊等七個作坊，船廠的負責人是五品的工部郎中，下面的督造官員是員外郎、主事、提舉、幫工指揮，以下再分設四廂，分工細緻，一廂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為船木、鐵、纜匠；三廂為?匠；四廂為棕、篷匠。每廂又分為十甲，每甲設甲長，統管十戶。這四廂的船工，來自全國，並非僅侷限江南一地。另外，還有內官監匠、禦馬監匠、看料匠、更夫、轎夫等人員。由李昭祥的描述，再觀察作塘底部汙泥中排列整齊的架船樁，我們可以判斷這是全世界最早可以量產船舶的乾船塢。這種造船技術，英國要到一四九五年才在普特茅司（Portsmouth）發展出來。當整批船艦造好後，視潮水情況，就開閘引水入塢，讓船艦浮起，揚帆駛入長江，順水到太倉瀏家港集合，經檢點驗收、修改缺失，再起錨南駛至福建長樂集結整編、補充物資，候季風下西洋。兩百多艘船艦，兩萬七千名船員，鐘鼓聲中，雲帆高張，旗幟風揚，稱潮水、破波濤，這場面之壯觀，雖已隔六百年，似仍能想見。

十四、李昭祥的千古一牢騷

李昭祥詳載了廠址所在：「東抵城壕，西抵秦淮街軍民壙地，西北抵儀鳳門第一廂民住官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衛軍營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張熊田」，還附有一張廠圖（如下圖）。
二千零四年，有媒體記者隨同南京鄭和研究專家楊斌實地去考察過，他們發現李昭祥所說的地方，在秦淮河以北、惠民河以東，現在稱之為姜家園的社區。惠民河是內秦淮河在城北地區的主要支流。過去該地區積水和雨水主要通過惠民河往長江排放。後因河道不暢，氣味難聞，於一九九八年被填埋，成了惠民路高架橋。這裡離長江很遠。如果在這裡造船，要駛往長江，就得經過秦淮河，在明朝時代，這河也是小河，不要說四十四丈的大船，連一千五百料的中型戰船都走不過去。所以李昭祥雖說：「永樂五年，改造海運船二百四十九艘，備駛西洋諸國」，但所造最大的船只是「四百料戰座船」，僅約三十米長、五米寬，吃水深約二米，顯然這裡只是鄭和大艦隊小型船的製造廠，大船必另有船廠。李昭祥也透露了一些訊息，因為他在書中發了一些牢騷：「洪武、永樂中，造船入海取寶，該廠有寶庫，故取撥匠丁，赴廠看守。今廠庫鞠為茂草，而匠丁之輸錢者如故。」意謂那個寶船廠的寶庫都已經荒廢了，為什麼還要我們派員去看管呢？簡直是浪費工錢。可見寶船廠另有其地。這牢騷，可真是有歷史意義。

十三、一個廠還是兩個廠

南京沿長江至太倉一帶，是鄭和大艦隊製造地和啟航地，許多學者到那裡去挖寶。那裡有三個很重要的歷史遺跡，一是下關中保村的明代寶船廠，二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所立的天妃碑，三是明成祖賞賜鄭和所敕建的靜海寺。明代南京有兩個船廠，一個是龍江船廠，另一個就是寶船廠（遺址如下圖），雖然有人主張下關以前叫「龍江關」，這兩個其實就是一個，總稱「龍江船廠」，但是由於兩者並不在一起，遺址相去甚遠，所以主張是兩個的也不錯。 曾在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擔任過龍江船廠主事的李昭祥，著有「龍江船廠志」一書，約二十萬字，是談中國古船廠最有價值的史料，上面記載「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開廠造船」，這就是龍江船廠來由，可見這廠在朱元璋時代就有了。他雖因與日本關係的惡化，而罷市舶司，「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但並未疏忽水軍。朱元璋曾和陳友諒在鄱陽湖打過水戰，知道水上武力的重要性，所以當上皇帝後，很重視造船和發展水運，那時造船要用桐油、棕纜等原料，還特地下令在南京鍾山開闢漆園、桐園、棕園，植樹數萬株。這有些像漢武帝，為了要養汗血寶馬，特地先從西域進口寶馬愛吃的蒿草，待十年後蒿草成圃，才引群馬入長安。有遠見、有謀略、有方法。歷史上只有雄才大略的英主方能如此。史家對朱棣多不好評，一則得位不正，再則殘忍嗜殺；但如果朱棣沒搶他姪子的江山，建文帝會有這麼大的魄力遣大將率艦隊下西洋嗎？歷史的是非功過，很難說。

十二、史學之外

談到船型、適航性等等，就屬於海洋船舶學的範疇了。
事實上參加鄭和研究的人，除歷史學家外，有很多是學海洋、船舶的科學家。這說明鄭和下西洋的學術範圍非常廣，已經超越單項的歷史學門。
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評論鄭和下西洋的麒麟貢，講東非國家獻麒麟給明成祖的事。麒麟就是長頸鹿，東非語發音為Giri，明人就轉譯為具有祥瑞意思的麒麟，以討皇帝歡喜。這篇論文是從動物地理學的角度寫的。海洋船舶學者的參加，讓鄭和的研究更多采多姿。不僅鄭和如何利用季風和印度洋洋流航行的問題，得到了解釋，更重要的，他們懂得拿現代化的船舶設計軟體Tribon M1來評量鄭和寶船、沙船、福船適航性，來研究鄭和到底用的是哪一種船。Tribon M1系統由瑞典AVEVA集團所發展，現在已經出M3。經過Tribon M1的檢測，雖然中國的古船設計觀念和現代海船差異頗大，有些無法適用，但耐波濤的穩定性還是可以分析的，結果發現鄭和寶船的確應該是福船型的，換句話說，勝慧插畫的可信度又提高了一些。國立成功大學造船及船舶機械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陳政宏、大學部學生許智超在「鄭和寶船復原模型與典型福船及沙船性能之初步比較研究」論文中就計算出「在原尺度的三種船型中，福船的白色安全域範圍最大也最完整，幾乎沒有碎形。其次是改自福船型的寶船模型，但是白色安全域明顯小很多，不過較大的深灰色區與福船的深灰色區幾乎一樣。而沙船是不堪一擊。由此可以看出，福船的穩度安全性是三種中最好的，而沙船則很差。這說明了遇到大浪時，只有福船式的船較能存活，並且印證了許多古書中對福船及沙船的記載。」

十一、天妃救學界？

有人把精神放在馬歡版本上，也有人去找其他或第二手的資料來考證。中國的典籍雖然多如翰海，但在經過爬梳整理，也還是找到不少有意義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一九九九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員金秋鵬發現的一幅鄭和下西洋船隊圖。這圖印在「太上說天妃救苦靈應經」卷首。插圖所繪的鄭和船隊圖像，計五列，每列五艘，船型是船首和船尾上翹，屬於尖底福船（圖右）。
簡稱「天妃經」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應經」，是由曾經參加過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僧人勝慧，在臨死前口述給弟子描出，再命弟子刻印刊行的，那時是永樂十八年，正值鄭和大艦隊下西洋高峰期，所以可信度強，具有史料價值。這幅圖的發現，讓學界很吃驚，因為圖雖簡略，但可看出船沒有出梢，與李約瑟所推定鄭和寶船為三分之一船長出梢的沙船不同，而船上有六桅，與史料所記載的九桅不同。勝慧所記，究竟是鄭和帥船，或僅是他大艦隊中的一種船？圖中看不出。中國的海船大體可分為兩型，一是沙船型，底部較平，吃水淺，載運量大，船身也大，但是不夠穩，可以沿岸行駛，但如果要它遠度重洋，恐怕難耐波濤之險。另一是福船型，兩頭上翹，船底尖，吃水深，能耐風浪。宋、元的遠航海船大多是用這型的，明、清兩朝派到琉球去的冊封舟，也是福船型。沙船多用在沿海運輸，如南米北運。看樣子，天妃不僅在六百年前救過鄭和，還可能會解救六百年後研究鄭和的學者。

十、塵埃仍未定

萬明最近又有了新發現。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網站貼出了他的一篇文章說：「筆者一直在以現存四種明鈔本作『瀛涯勝覽』校注工作，接近尾聲時，意外發現了第五種明鈔本，也即明梅純輯『藝海匯函』本（現藏南京圖書館）。不同於其他本子，這是一個兩卷本（下圖）『，係海內外孤本。此本見於明代著名藏書家徐（火+勃）『紅雨樓題跋』著錄，百年以來從未有研究者發現。」對研究鄭和的人說，「瀛涯勝覽」新版本的出現，是一件大事，也難怪萬明非常喜悅。梅純是明太祖寧國公主駙馬梅殷玄孫，世襲武職，為中都留守司副留守，撰有『損齋備忘錄』二卷，並輯錄「藝海匯函」一套。兩卷本『瀛涯勝覽』收在卷四『格物類』。此本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首頁下方有印兩枚，一為『吳尚璁書畫印』，另一為『曾在李鹿山處』。李馥，字鹿山，是清代著名藏書家。
徐（火+勃）是明朝閩縣人，博學多識卻不入仕，與他的哥哥徐（火+通）均有才名，積書數萬卷，藏於「鼇峰書舍」。萬明說：「徐（火+勃）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零六年）在南京舊書肆購得此書，寫下題跋：『分上、下二卷，乃會稽馬歡永樂間從太監鄭和下西洋歷諸番所記天時、氣候、地理、人物也』。他認為比較『星槎勝覽』，這部『瀛涯勝覽』尤為詳備。以他的博覽群書，斷言『斯本向未有傳，餘考焦太史「經籍志」亦未有載』，並且『抄寫精工，二百餘年物也』。」萬明並依據該書「後序」的落款，認為這版本的出現，讓「瀛涯勝覽」完稿抄本出現的時間，比邱克所認為的「刊于明代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還要提前兩年，而是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年），呼應了邱克「其時不僅沒有『西洋記』，而且羅懋登尚未出生」的看法。按照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和台中的科學博物館展示方式來看，北京的是傾向肯定，而台中的是傾向懷疑，但我認為無論採哪種態度，都有必要把寶船尺度的正反意見以對等的方式向觀眾說明白，因為展覽是一種科普工作，對未定案的題目，無論傾向哪一種論點，都有必要把不同的論點表述出來，以免誤導觀眾造成先入為主的成見。

八、稍加刪析，亂淨一通

以費信「星槎勝覽」為例。明朝嘉靖進士，作過南京太僕寺卿的昆山人周複俊，就覺得「原本『文學蕪俚、詞多鄙蕪』」，所以他「稍加刪析，錄一淨本」，這就是流傳下來的所謂「星槎勝覽刪析本」，原本反而難得見到。幸好歸有光曾經把原本和刪析本加以校對，而清朝錢塘藏書家羅以智也有一個原抄本，所以至今還能知道周複俊刪析了哪些地方，又淨損了哪些事情。根據江蘇太倉市陳有覺的研究，較嚴重的是結構變動。「原來費信是『曆覽諸番人物風土所產，集成二帙，曰星槎勝覽。前集者，親監目識之所至也，後集者，采輯傳譯之所實也』，共四十四篇。刪析本改為四十篇，分四卷。不分親歷或傳聞之國，錯雜載之，多阿魯，而無龍牙善提、琉球、三島、渤泥、蘇祿五國。龍牙犀角作龍牙加貌，大小唄喃作大小葛蘭，吉里地門作吉里地悶，麻逸作麻逸凍，溜洋作溜山洋。」其次是擅加增補，「如天方國篇加上『其國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西海之盡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此外，花面國篇加上『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一山產硫黃，我朝海船駐劄蘇門答刺差人船於其山採取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屬』」等等，不勝枚舉。可是周複俊的名氣比費信大得多，於是廣為流傳的竟是他的「刪析本」。會稽人馬歡會講阿拉伯語，是鄭和大艦隊的通譯，也是穆斯林，曾經參與第四次、第六次及第七次的遠航，應是鄭和親信之一，他的資料原該是可信的，但也走了樣。這是由於他動念頭寫遊記的時間是在永樂十一年，到永樂十四年完成初稿，隨後又寫寫改改，延至正統九年才寫完，離他開始動筆已三十一年，初稿寫完又對全文進行刪修，前後幾長達四十年。期間流出的抄本很多，傳世的版本竟多達十餘種，馬歡同事郭崇禮改編過，張文僖公張昇又改編過，到後來哪些是馬歡自己寫的，哪些又是後人穿鑿附會的，竟變成一門需要研究考證的學問，所以馬歡的「瀛涯勝覽」中雖然明載鄭和寶船是四十四丈四尺長、十八丈寬，但很多人懷疑，也連帶的懷疑明史鄭和傳中的數據。

九、演義與歷史

學者懷疑的最大原因，是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七），鄭和已經死了一百六十多年，坊間流傳一本一百回合的神怪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由羅懋登所寫，由於是木板刻印，所以發行很廣。這小說和「封神榜」差不多，神魔滿天，而所描述的鄭和寶船，就是四十四丈四尺長、十八丈寬。於是，羅懋登是照抄馬歡的「瀛涯勝覽」，還是「瀛涯勝覽」抄本的編輯者照抄「三寶太監西洋記」，成為辯論話題。所以台中科博館在「船艦」部份稱：「目前所知最早記錄寶船尺寸的史料出自明萬歷年間『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段話有爭議。大陸社科院研究員萬明就說：「有學者認為這段文字來自羅懋登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論點建立在萬曆末年以前的各種鈔本、刻本都已散佚，這一論點可以證明不能成立」。萬明如此說是有根據的。首先對馬歡著作版本做研究的，是1929年專研唐代中西交通史的湖南人向達，他寫了篇「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對「瀛涯勝覽」作了詳細考證。
其實，自從一八九五年英國學者菲力普斯（G. Phillips）節譯了「瀛涯勝覽」後，外國人也在注意這本書。因為達伽馬的船只有二十三公尺長，與鄭和寶船相比，彷彿寶船的救生艇，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旗艦聖瑪麗亞號也僅長約三十五公尺，連鄭和寶船的零頭都不到（圖左）。一九三三年荷蘭學者戴聞達（J. J. L. Duyvendak）發表「馬歡再考」，不久，法國學者伯希和（P. Pelliot）寫了書評。民國1935年，出身法國巴黎大學的北大教授馮承鈞翻譯伯希和書評，編成「鄭和下西洋考」一書，又介紹回中國。馮承鈞對馬歡產生了研究的興趣，接著又寫成「瀛涯勝覽校註」，七十年來，這書都是很權威的著作，不過研究馬歡版本的熱潮到現在並沒退。一九八三年大陸學者邱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瀛涯勝覽」的新版本「三寶征夷集」，發現裡面所記寶船尺度均用中國會計數碼大寫。他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中披露：「馮承鈞曾見過明鈔說集本『瀛涯勝覽』，該書不僅記有寶船尺度，而且是刊于『景泰辛未』年，即明代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其時不僅沒有『西洋記』，而且羅懋登尚未出生。」

七、盡信書不如無書

所以，現在研究鄭和最辛苦的就是缺乏信史。所謂第一手資料，也只剩下兩個完整的碑和一個殘碑，以及一些在南京寶船廠遺址出土的寶船零件遺物，諸如舵、錨、絞關木等物。在海外存留的一些石碑，譬如斯里蘭卡的「佈施碑」等等，也是可信的史料，但材料不多。除外，連清朝張廷玉所修的明史，都有可資疑慮之處。
鄭和本人除立碑外並無著述傳世，而他麾下，不是技術人員、通譯、小官、武人，就是陰陽師、工匠、水手。武人會指揮、打仗，技術人員、工匠、水手會造船、航海、行醫，知道尺寸、數據，但是他們都不會寫文章。通譯、小官礙於技術障礙，對事物描述，往往就像鞏珍在「西洋番國志」裡所寫，「其所乘之寶舟，體勢巍然，巨無與敵，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一般，只有抽象的敘述，而無具體的資料，不但無益於釐清真相，反而更增模糊，因為是「篷帆錨舵」四物需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還是每一篷、帆、錨、舵都需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無解。相信寶船如明史所載之大的人，認為每一篷、帆、錨、舵都需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懷疑論者，則認為「篷帆錨舵」四物共需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
隨同鄭和出海的鞏珍有遊記，馬歡、費信二人也有，但除了馬歡的「瀛涯勝覽」之外，費信的「星槎勝覽」犯鞏珍相同的毛病。更嚴重的是這三篇遊記雖出於當事人之筆，但傳到現在，卻都有疑點。因為中國古時的藏書家或出版者，有一陋習，就是喜歡增刪修改原著，結果以詞害義，學者必須先做考證工夫，否則「盡信書不如無書」。可見其中之難。

六、消失的鄭和航海日誌

明成祖死後，朝中就有罷寶船之議，說浪費國力、虛耗民命。雖「明史」載「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其實鄭和下一次西洋，大約僅耗明廷歲入的百分之四而已，實在不算多，說浪費是藉口，真正的目的是要箝制太監。雖然朱元璋的防倭禁海戰略，一向深植明廷君臣內心，但在惠帝時對日本的態度就已經逐漸轉向，日本適逢幕府足利義滿當政，採務實態度，對所頒詔書「焚香三叩，表示臣禮」。而朱棣奪位後，足利更派僧人圭密、梵雲、明空及通事徐本元出使中國，呈遞的國書中，自稱「日本國王臣源」，並讚頌成祖「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正投成祖因得位不正而苦惱之所好，足利也獲得了與中國貿易的機會，因此兩國各取所需，倭患威脅業已大減，使成祖能放心遣鄭和下西洋。鄭和是宦官，正人君子一向不喜太監干政，所以當寵信宦官的朱棣去世，繼位的仁宗登基未幾即罷寶船，並設了個「南京守備」的官職，讓他去幹。此時明國都已遷北京，南京的官，是閒差。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的兒子朱瞻基做了皇帝，年號宣德，為明宣宗。朱瞻基是朱棣最喜歡的孫子，行事也頗有祖風。「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再讓鄭和率大艦隊下西洋。這是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飄洋過海。他一直航行到東非索馬利亞的木骨都速（Mogadishu；今日的摩加迪休）、卜剌哇（Baraawe；今日的巴拉阿威）和肯亞斯瓦希利海岸（Swahili Coast）的麻林（Malindi；今日的馬林迪）。他的分支艦隊則去了天方國，也就是回教聖地麥加。宣德八年（一四三三），鄭和六十二歲，歸程時染病，可能死在古里，也可能死在船上，所以有人說他就葬在古里，也有一說是海葬，現存南京牛首山的鄭和墓乃是衣冠塚（圖左）。宣宗兩年後去世，九齡的朱祁鎮即位，就是年號正統的英宗，親政後極寵信喜歡弄權的壞太監王振，終於闖出「土木之變」大禍，英宗淪為也先人質。明朝國運直轉而下，朝野自更深惡宦官，罷寶船遂成定論。兵部如侍郎劉大夏等人，為防杜內監以師法鄭和為藉口，不惜毀棄鄭和檔案，以絕後望。至於那些泊在南京寶船廠的鄭和大船，也逐漸朽爛。正人君子為抵制宦官出此下策，在當時可能為不得已，但卻是鄭和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

五、歷史謎霧中的鄭和寶船

至於鄭和的一號寶船，稱為「帥船」，也就是旗艦；到底有多大，是一個極有爭議的題目，也可說是研究鄭和的一個歷史大謎。根據明史列傳卷三百四鄭和傳載：「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是說鄭和大艦隊中有六十二艘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所謂「寶船」，其實就是大船，用來入海取寶，所以稱之為「寶船」，這名詞並非專用於鄭和大艦隊。以明尺一丈合三點一三公尺計，四十四丈四尺將近一百三十九公尺，十八丈則等於五十六公尺。這六十二艘寶船，都有九椲十二帆，桅高二十八公尺，相當九層樓。足球場通常長一百公尺、寬五十公尺。可想見鄭和寶船的巨大，大艦隊就像海上的浮城。
1947年，學者管勁承率先提出了質疑。他在「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第一號中撰文說：「據本傳，船身長四十四丈，闊度倒有十八丈，長闊之比，約為七與三（或云闊度當長度百分之四十一），於此，我們只憑常識為斷，就不能無疑。我們知道，航海的船舶，為了波濤洶湧之故，更需要減少水的阻力；而愈短闊則阻力愈大，又是古今不變的。那就可以斷言，當時造船，一定不會採用這樣的長方型。而且，在我們眼中，江海之上也不曾有過大船有這樣的船型。至於現代造船術有沒有長闊限度的規定，雖則未曾研究，但眼見的船型，盡多參考的資料。」又說：「最近造成的寧海巡洋艦也差不多是九與一。再詳查二十一年度海軍統計，『海軍各艦船身概況統計表』，其中所列各種艦艇，除寧海不計，共五十一艘；雖因船類而不同，但長闊的比例，差度相近到八.五與一五以上的，大都是五百噸以下的小船。大多數約為八七與一三之比。……那麼，比船身最長的寧海（船長三六○尺）還長出三分之一來的『大（舟+宗）寶船』，何致造成違反水性的『短短胖』呢？所以本傳云云，可說是史官筆下造成的船舶，並不曾經過工匠用斧斤，斫大木。」
管勁承是數百年來第一個懷疑寶船尺度的學者。從此，鄭和寶船的尺寸大小，就一直爭論不休，迄今猶然。認為不可能是如此龐然大物的懷疑派陣營中，有許多重量級學者，而肯定鄭和時代能夠造出這種巨大木帆船的，也有不少重量級學者。另外還出現一個「折中派」；由二者間各取其長，自成一家言。
三個陣營，都從歷史、海洋、古船、造船等等角度作深度探討，為自己的論點來辯護。這種探討真理的學術態度，非常令人激賞。造成爭議的原因，就是史料不足；無論正反雙方，都拿不出足以說服對方的鐵證。

四、什麼是「料」

「牽星過洋」談航海，航海靠兩者：船和技術。先談船；這是最有趣的話題。一進展廳大門，就可看到福船型的鄭和一號寶船一比四十復原模型，尺度是採用明代福建雕花漆木尺的標準來換算，一丈長度為二點八三公尺，總船長一百二十五點七公尺，總寬五十一公尺，排水量一萬五千噸，載重量七千噸。這模型（圖上）是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古船研究中心製作。這真是一艘龐然巨物，能裝下一個足球場。
陪在寶船旁邊的，還有一比二十的兩千料戰船（右下圖）、大八櫓船。
「八櫓」易懂，但什麼是「料」？「料」是一個計算舟船容量的單位，見於『河防通議』。這本書由北宋沈立所著，有多種版本，元朝數學家沙克什將其合而為一，並加增補，於一三二一年輯成廣為流傳的二卷本。「料」的定義，卻有不同解讀。北京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副理事長、曾任大陸海軍裝備部部長的鄭明認為：「宋、元、明時期，『料』是當時流行的用來表示舟船大小的一種計量單位。迄今為止，對『料』的理解，大體上有二種概念：一種認為『料』是一種重量單位，多數傾向一料約等於一石；也有認為，以『料』的數量，乘以十（轉化單位的需要），再除以四，便可轉化為載重量。第二種認為『料』是一種容積單位，可從船舶的長、寬、深計算出來。即：龍骨長（丈）×面闊（丈）×艙深（丈）×10，就得出該船的『料』數。」蘇明陽教授認為：「船料是一隻船可以載人、物之容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積之載重，則依貨物之比重而定。船料可由船長、船寬及艙深的乘積估計求得。...四百料的可容體積當為四千立方尺（明尺）。此可折算為130立方米。因一立方米之載水重為一公噸，故該400 料船之排水量約為可容量之兩倍。」台灣船史與古船復原研究者曾樹銘則說：「所謂『料』是指它的容積，一料約等於一石的稻穀容積，換算成排水量，400料約等於250噸。」其間存有差異，但不大。所謂「明尺」，則指明朝時代的用的尺，到底等於現在的多少公尺？由大陸出土的兩件明尺可以推得，其一是福建出土的雕花漆木尺，一尺長度為28.3公分，而在南京明代寶船製作廠遺址中發掘的「魏家琴記」黑木尺，一尺長度為31.3公分。明代的官尺和民尺原本就有差異，「魏家琴記」黑木尺是發掘於船廠遺址，宜作為鄭和船隻尺寸的換算基準。不過寶船模型採用雕花漆木尺，這說明當時鄭和大艦隊的船舶，並非僅由南京寶船廠一地所製，而是分在全國各船廠趕工，福船型的大寶船，是在福建製的，所以採用福尺。至於「石」，明代衡制16兩為一斤、30斤為一鈞、4鈞為一石，一斤約等於現在600公克，一石約合72公斤許。有人認為一石為60公斤，這是把一斤當成了500公克解。我認為用容積觀念來解釋「料」是比較合理的，因為船舟載貨，貨有不同，如載食材，一「料」空間就能載較多，但載金石，就較少。

三、兩岸的特展

本文標題「六百年前的海上交響曲˙雲帆萬里照重洋」的前段，是指台中國立台中國立科學博物館「六百年前的海上交響曲」特展，科學博物館為紀念鄭和所辦的特展名稱，而後段則是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辦的。很可惜也很遺憾，典藏豐富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卻保持沈默，沒有任何動作，而科博館雖很努力，但限於資源，有價值的展品不多，不過台灣古船專家曾樹銘復原的實物大小的鄭和寶船絞車卻頗值一看，這也說明台灣在鄭和研究上有相當水準。北京特展則內容豐盛。「雲帆萬里照重洋」的標題，取材於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跡碑」中「雲帆高張，晝夜星馳」一語，意涵極深。這塊碑在研究鄭和的學術中佔有極重要地位，後文將詳加說明。中國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天安門東，與人民大會堂遙遙相對，規模宏大，但此次卻撥用一樓展廳一半來做特展，可看出大陸方面對紀念鄭和的重視。展覽分四部分：京滇覓?、朗朗乾坤、牽星過洋、海外流芳，有多媒體配合。「京滇覓?」是鄭和在雲南老家和南京的遺跡圖片與資料。「朗朗乾坤」是講明初社會與海外關係，主題有些牽強。「牽星過洋」最有看頭的，因為這談的是鄭和的航海。「海外流芳」顧名思義，談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另外，還配合記者范春歌「重走鄭和航線」的攝影展，整體來說，內容很紮實、完整，而且有系統。

二、誰還關心「航海節」

今年七月十一日，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六百周年紀念日，也是「航海節」。這節日是1955年台灣各界為紀念鄭和下西洋五百五十周年而制定。當年每逢這一天，各機關學校都在辦活動紀念，希能步武前賢，奮發自強。半世紀過去了，大陸也把這天定為「航海日」，自中央到地方，隆重的紀念鄭和，航行全球的中國船舶，都要鳴汽笛。但在台灣，鄭和似乎變成了外國人。台灣是不是也正在進行另一種形式的「禁海鎖國罷寶船」呢？海洋大學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在「鄭和下西洋歷史漫談」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現任之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先生，在年初訪問海洋大學時（當時他尚是國策顧問），反問本人『鄭和歷史與台灣有什麼關係？』對此學法律之智識者，本人故意以默默無語回覆。不是本人無能無法回答此問題，而是對這種『小家子氣』之意識心態，能說什麼呢？多說無益，免談。」姚嘉文的意見，其實是反映了執政黨和政府的態度。以史為鏡，這種態度是令人憂心的。幸好還有令人鼓舞欣慰的一面，那就是兩岸對鄭和的研究。質的提升和量的增加，都非常的可觀。尤其外國人對鄭和的重視，更表現了西方價值觀的轉化。鄭和研究已成為顯學。

一、如果鄭和遇見達伽馬

歷史雖不能改，但「What ...If」的歷史發展觀，卻是可以討論的。我們試用這個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感慨中兼有沉痛與憂心。如果明朝大艦隊，在一四九八年還會航行到阿拉伯海濱的印度古里港（Calicut），那麼以後的世界就會改觀，因為他們會遇見駕駛聖·加百利號（Sao Gabriel）的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艦隊。這支葡萄牙艦隊雖然規模太小，不能和明朝大艦隊（Great Armada）比，但其人員卻是來自另一個擁有科技文明的社會，與鄭和先前所遇見的「番國」完全不一樣。他們信仰基督教，文化迥異，尤其東來目的，更和大艦隊下西洋不同。雙方的交會，勢必擦出歷史的火花。明廷「朝貢貿易」的傳統自大心態，極可能會逐漸改變，而趨向務實。明中期後，堅決罷寶船之輿論，亦極可能會因這火花而轉向，那麼中國勢將成為十六世紀大航海時期的國際領導者。西方殖民主義者也必然會因東方有這麼龐大的海上勢力，不敢肆無忌憚、姿意妄為。可惜就是差了六十五年。禁海鎖國罷寶船，中國大艦隊不再下西洋。迤害之巨，真正是禍延子孫。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不禁為中國嘆：「海上發展的巨大可能性壽終正寢。」小威克曼博士（Dr. Frederic Wakeman, Jr）則說：「不少中國史家以鄭和航海的結束，作為明朝致命性衰敗的象徵。」由明至清，直到洋人的堅船利炮敲碎了關防，中國這才猛然省悟，原來已經落後一向瞧不起的西夷那麼多。